从1937年8月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历时8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日子中。本县人民所受日本侵略军的残害是罄竹难书的，其悲惨的境状亦非笔墨所能描述。现仅就日军在本县制造的部分较大事件，概述于后。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严重散失，某些事件不免有很多遗漏。
几次轰炸
八·一三战事爆发，本县远离抗战前方。但是却也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1937年8月，大团镇遭轰炸，大团镇小学中弹两枚，多所房屋被毁。
1937年11月（农历十月初四)。惠南镇、周浦镇同时被炸。惠南镇中弹4枚，两枚落在靖海桥、十字街口，正洁点心店、荣华照相馆和万和酱园被毁殆尽，死8人；一枚落在惠南镇小学附近，另一枚落在东水关外，毁屋10余间，幸未伤人。周浦镇中弹两枚。据1947年周浦区区长周叔南的呈报，当时被炸毁的房屋有：周浦小学65间，杨洁女校35间，周浦中学1间，贾兆藩宅2间，仁发当3间，汪郎远宅6间，姚南生宅3间，上南交通公司车库1间。
1938 年5月。下沙乡(今谈弄村3队)中弹1枚，陈生崇外甥年尚幼，被炸断一条腿，炸瞎一只限睛。不治身死。陈母被弹片伤10余处。有一条耕牛被炸死。
1938年8月25日(农历闰七月初一)，4架日机轰炸惠南镇，投弹9枚，多处房屋被毁，炸死居民10余人，居民外逃出城时，又遭日机冲扫射，伤多人。
1939年6月(农历五月十八日)，惠南镇又遭轰炸，羊肉弄一带中弹两枚，多处房屋被毁。
1945年7月，今黄路乡友爱村中倪家宅附近中炸弹数枚，正在棉田內锄草的陈才根等3人被炸死，另有3入被炸伤。
过境大屠杀
1937年11月5日，日军登陆金山卫，遣部队一支，由奉贤入境，过境去川沙，赴浦东前线增援。11月12日，上海沦陷。1938年1月15日至1月20日，该部奉命回程，路过周浦、闸港、下沙、航头、新场、惠南，黄路、大团等地，所经之处，一路奸淫、掳掠、烧杀、拉丁，极尽残暴之能事。无辜被杀被害的人民不计其数，被烧被掠的房屋和财产亦已无法统计，被蹂躏糟蹋的妇女随处都有。现仅以新场、闸港、黄路3 镇当时被烧杀的情况为例，列部分数字于后（被杀者仅限于当时能留下姓字者）。新场镇被杀13人(计有第9保居民男4人，女4人，幼童3人；第15保居民男1人，女1人)，被烧房屋153间。如扶栏桥南有小袜厂主刘福全者被日寇活活烧死。闸港一带被杀者计有瞿根生、张连江、夏阿荣、汪金根、顾连桥、胡妙根、谈金炎、姚桂荣，共8人。被烧房屋数十间，因分散于各处，确切数字已无法统计。黄路镇上被杀的则有王伯祥、王小祥、苏连兴、钟家仁、钟永官等共18人，被烧房屋7间。以上数字中仅以被杀者为限，被打、被刺致伤致残者俱未计在内。至于惠南镇上的情况，由于该镇在以后的日子里遭难次数太多，已无法分别列举。但是据当时目睹者的回忆，其遭害之惨，较之上述各地尤有过之无不及。当时，日军曾在该镇留宿过1夜，就在这天夜里，全城火光不时出现，慘叫之声彻夜不绝，其恐慌悲惨境况犹如人间地狱。
血洗东海滩
1938年1月20日 (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晨，日军某部与一支抗日力量在一灶路地区发生遭遇战。战争中，双方均有伤亡。战争结束后，各自撤出战区。下午3时，日军却又积聚了大量兵力，分兵两路，对当地人民进行疯狂的報复性袭击。西路，由一灶路出发，沿钦公塘直插马家宅、唐家行、歇凉亭、朱店等地，东路，则有一灶路出发，至四团泓、复沿王公塘北上。所过之处，涉川、南两县，一路上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人民蒙受的损失极大，被杀害的人数亦已无法统计。据战后第二区区长闵仲弛1947年的呈报，当时仅亭东乡王家路(今祝桥公路二号桥处)附近的一家小茶馆中被杀害的农民即有朱风林、朱贞田、施火根、施翠根、陈茂全、顾华朗、叶阿咸、薛阿妹、沈召香、张有才、苏吉松等11人，其杀害手段之残忍，使人目不忍睹，有被肢解的，有被断首的，有被挑腹的……。另有两人受重伤，幸未死，但都已成残废。顾香球双足被砍，祝倪氏双手被斩。
义泓镇两次被焚
义泓镇又名二灶泓镇，原为本县东部沿海的重要集镇之一。抗日战争前为该镇的最盛时期，南北一条街全长约150 米，有各种商店40余家，尚有轧花厂，轧米厂等多家小工厂，但是在日军入侵后却两次被焚，第一次初焚时间是在1938年1月21日，第二次被焚則是在1941年2月，全镇被毁殆尽，长期不能恢复，到解放前夕，这里仅剩杂货店、理发店各一家，集镇变为村落。
陈桥事件
血洗东海滩后。日军的报复意犹未尽，在得知该中队曾退驻陈桥(今属六灶乡)的消息后，分别于1938年4月和7月两次出兵陈桥镇一带进行搜索，虽未找到该中队，但是所到之处，人民却遭到了极大的残害，大量的财产损失不计以外，仅陈桥镇一地，4月份被残酷杀害的无辜农民即有乔锦华、郭来法、唐金氏(女，一家4口俱遭杀害)、唐张氏(女)、唐林英(女)，唐水金(女，3岁)、顾金生、顾蔡氏(女)、黄赵氏（女）、黄小妹（女，2岁)、黄汀楼、黄金桃、黄杏仁(女，17岁)等16人；7月份被杀害的則有陈仕翘、孙阿毛、谢掌炎、乔木林、顾陆氏(女)、龚行全等6人。
拉伕筑路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为顺利占领本县，决定在1938年上半年筑成周浦镇至御家桥，周浦镇至航头间的两段公路。全长约11公里，所需劳动力全部强行由沿线一带居民承担。当时，这一带被抓去服役的人数有成千上万。他们自带干粮，终日苦役，还不时要遭到看押日军的恣意鞭挞，百般蹂躏，致使很多人致伤致残。当时这一线上的10余处桥梁，按规定，其所需木材亦必须由当地负担，为此，大批民房和公共建筑被拆，仅周浦杨洁女校当时被毁的房屋，即达20余间。
战初的两笔劫案
抗日战争初期，进入本县的日军，到处洗劫，使人民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惜因范围太广、次数太多，实无法统计。现仅能就积谷仓和惠南航社两处被劫的情况，叙述于后。据1947年县长徐泉在县政报告中的记述，当时本县积谷仓中实存有漕平米7316担7斗，合1045100市斤，被劫一空。1947年据惠南航社经理王芹伯的呈报，当时惠南航社计有南安、鸿安、惠安、吉安、益安、栖安、宝安，共7艘轮船(包括拖驳在内)，日军进入本县县境后，除宝安轮逃出外，其它6轮全部被劫。
四团仓大火
1938年8月7日，驻祝桥日军湖田部进攻四团仓（今盐仓镇)，驻军某部进行抵抗，毙日军1名，伤2名。激战2小时(自晨3时至5时)后，驻军某部不敌，遂即撤离。日军进驻四团仓镇后，对全镇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全镇陷于一片火海之中，南北一条街被烧房屋1千余间，大火延续3天3夜，变全镇为一片瓦砾灰烬。当时逃走不及的而被杀的群众则有叶阿东、叶阿良等4人，被大火活活烧死的则有祝金奎、夏桂祥等4人，居民财产损失惨重。
祝桥镇三次被焚
1938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十月二十七日和1939年春，祝桥镇先后三次被焚，镇房被焚毀613间，镇郊房屋被毁665间。据五团乡十八保一甲七户商民倪志成1947年5月呈报中称，在这3次事中，以1938年农历十月二十七日的一次，所受的损失为最严重。其记叙原文如下："……民之厂址，三面临江靠水，为形势险要之地。(注：忠救军某部在此筑有防御工事作固守)。于民国二十七年农历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四时，敌湖田带队将祝桥镇四面包围，一场恶战，约七小时久，我军卒以弹尽援绝，不支而退，敌寇当即冲进镇內，滥施烧杀，民众不及逃出者，全遭屠害，高楼大屋尽成瓦砾，全鎮被毁房屋共计四百余间，至今难以恢复原状，多为另落草棚。"
大沙乡惨案
抗战初期，本县境内的抗日力量，除有一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外，另一部分则集中在祝桥和盐仓之东，因此这一带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扫荡次数频繁，而且每次扫荡都要给这一带人民留下血债。兹举大沙乡一例简述于后。1938年12月21日，驻祝桥日军湖田，乐袋部东出进行扫荡，在大沙乡王公塘附近和抗日力量某部发生遭遇战，战斗未满一小时，我部撤离。日军为此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报复，人民被打致伤致残为数甚多，被惨杀者则有沈坤楼、毛阿昌、沈阿南、施西交、沈阿坤、沈阿江、徐氏等7人，死状之惨，令人发指。
进驻时的劫难
1940 年3月25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日军为巩固其统治，开始派兵进驻本县境内各个集镇，每进驻一镇都要给这一镇留下一笔血债，大批人员被捕，大批房屋被拆、被焚。据1947年大团镇居民盛平之、盛粹之、盛家增，盛世圭、盛方氏、盛汝根的呈报，1939年10月前后，进驻大团镇的日军（注：滕森中队)为设队部于下塘街，计拆毁队部附近的大小房屋共98间，焚毁房屋3间，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团镇商业中心也因此而被毁于一旦，长期无法恢复。据档案资料的记载，1940年3月，日军进驻惠南镇后，为保护其司令部(今县人武部址）的安全，将四周房屋全部拆去，当时被拆得片瓦无存的机关用房计580间(包括县衙署、警察局、积谷仓、明伦堂等在内约300间左右(包括惠南小学等处)，医院用房约50间（包括县公立医院在内），民房约700余间，致使司令部外变成了一片空旷，大批"涉嫌"人员被捕。
竹篱笆封锁线
1940年日军为进一步加强对上海地区的封锁，掠取当地物资，决定修筑竹篱笆，划定封锁线，竹篱笆东由川沙沿海起，沿黄浦江走向，西行本县入奉贤县境。当时日军为修筑这条曾强征了无数的劳动力，还几乎砍尽了本县的所有竹园。竹篱笆修成后，日军在沿线共设立10余个检问所，并规定凡一切过往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此通过，接受检查。除检问所所在地外，其他地方一律不准通过，违者一律格杀不论。当时本县人民因各种原因被害在这条封锁线上的已无法统计，据当地人的回忆，在当时那段时期里，人们沿线不时能见到被杀后示众的人头和尸体。更使人感到不胜愤慨的是，就是那检问所，他门借着检查为名，对过往群众恣意进行掠夺和百般凌辱，而且只要稍不顺意，也可任意进行拘捕、拷打和施刑，据众多当事人回忆，象这类事件，当时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多起。
潘泓血案
1940年，本县沿海已被日军全线封锁，海上不时有日军汽艇巡逻，一切渔事亦在被禁止之例，本县海洋渔业全部陷于停顿，赖出海捕鱼为生的渔民，衣食无着。2月12日，有26个渔民迫于生活，冒险驾小船两艘在近滩捕鱼，不幸为日军巡逻汽艇抓住。日军不问情由，竟将这26人手指脚趾全部砍去，并用铁钉把他们活活钉茌船板上，浇上汽油，一面燃烧，一面将船推入海中，随风飘浮。呼号之声传闻数里，真是惨绝人寰。这26人中有17人是今祝桥乡潘泓村的渔民(其余为附近外村渔民)，他们是：二队的陆银海；六队的陆毛囡；八队的张林根、张炎林；九队桂福生、陈海生、桂鉴生；十队桂林福、桂顺福、桂金福、陈秋根、陈金福、陈金桃；十一队的倪炳祥、倪阿大、倪阿三、桂根，因祭日相同，这一天，潘泓村人民至今仍在悼念着他们。
三次较大的拘押事件
自日军进入本县境内，本县人民已完全失去了人身的保障，生命財产随时有被剥夺的可能。如惠南镇商民季雨堂，男，40岁，1938年9月正在东门外桥东首行商途中，由于疏忽了对路过日军行礼致敬，竟被活活刺死，惠南镇东门外三义庙北约里许，老护塘畔，刘龙生之父被日军抓去引路。因刘父年老，行走不便，未听从，竟遭杀害，祖遗瓦屋和草屋各3间均被焚毀。新场乡二十保三甲七户居民张明生之父，1939年农历二月初九日上午，日军进村时，因年老体衰，未及逃离，在家静坐之际遭日军捕获杀害。1938年5月10日，周浦西苏家桥居民，老年妇女张徐月英被诬与游击队有联系，遭逮捕，备受酷刑，其占地5亩的住宅亦同时被焚，化为灰烬。象上述例子在日军占领时期到处都有。生命财产尚且如此没有保障，更何况一般的拘押。仅将三次较大的、集体性的拘押事件列举于下。
1942年5月某日夜，忠义救国军田胡子部偷袭驻新场镇日军司令部，日军一时不知虚实，未敢出击。偷袭的间很短，不久即撤离，日军亦未有损失，只是虚惊一场。第二天，日军认为这次偷袭定与镇内居民有关，就将镇上男性成年居民700余人全部赶入司令部(原王家花园址)，予以关押，进行逐个审问，不少人挨了打、受了刑，被关押时间长达3天2夜。后因审讯无结果，只能释放了事。
1942年8月，周浦镇街头出现抗日标语，日军将全镇成年男子600人集中关押在周浦中学校园内，进行搜身盘问。在盘讯期间，任意欧打、凌辱。查询一天，终无收获而作罢。
1943年8 月1日，日军驾一艘小艇运送给养，由新场至三灶，途经众福港时，遭游击队伏击。下午4时，日军驻新场部队获知消息后，立即派出部队，将坦直乡四保（今祝桥村地区）蔡家桥围住，逮捕了蔡长才、蔡火根、王水根、蔡才根、宋木火、宋炎金、蔡火生、蔡才良、蔡顺根、周友林和保长蔡金如等，进行拷打盘问，王水根遍体鳞伤，全身血肉模糊，蔡火根被打得数次昏厥，几近瘫痪。这些人被日军整整折腾了一个星期，终未有获。8月12日，日军再次出兵包围第四保(今祝桥村五、六、七队），将全保男女老幼276人全部关进附近的天主堂内，进行刑讯盘问。关押的间长达35天。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受尽苦楚和凌辱，田园荒芜，饥寒交迫，一片惨状。后日军终因一无所获而只得释放。在此期内，有被拷打致死的1人，被奸淫致死的1人，初生婴儿被折磨而死的1人
司令部刑狱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驻军在本县境内设"司令部"的集镇有5处，即周浦、新场、惠南、大团和祝桥5镇。"司令部"是本地人的称谓，实际上多只是日军1个中队队部的驻地，这些队部都占有较大面积的住房，内都设有监狱，备有各色刑具。根据众多的历史资料反映，当时这些司令部內的确都曾杀害过无数的爱国志士和无辜人民。但是详细情况如何，至今尚是个谜。据1947年第五区(周浦区)区长周叔南的呈报，当时周浦的司令部，情况即是如此，他说：当时在这里"惨遭屠杀者，为数甚多，然因均自他埠拘来，且屠杀情形暨姓字密不宣布，以致无从查考"。现仅能根据范秋圃(瓦屑镇人）、火正芳(百曲乡人）、谈连三、蔡明良、朱鉴生、许士铭、刘文涛（以上均属一区各乡商民)从司令部内被释后所提供的情况简述于下。据他们的回忆，当时凡进司令部的人都要受刑，吊打、压杠、灌辣椒水、火烙、剥指甲、断手指、脚趾等。刑种繁多，残酷的程度亦非笔墨所能描述。凡是被抓进司令部中去过的，即便侥幸能不死而被释放，大多亦都受伤。上述7人中，除朱鉴生负伤较轻外，其他6人都已受重伤致残，生命垂危，有的很快去世了。兹摘录谈连三出狱后的一段讲话于下。谈连三，原东门外一家缸甏店的老板，1941年春的一天清晨，"有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突然把我家四面包围，冲迸大门后，先是一阵耳光，随即把一块写着"沿河淫三班要犯淡连三"的小牌子挂任我的颈子上，然后把我送进东洋监牢，关在一间小房里。当时，牢房里已挤满了人，以后又陆续来了几批，一间小小牢房竟关了120多人，挤得大家只能背贴背地站着，无法动彈。屋小人多热气大，不多时，大家热得汗流如注，浑身衣服湿透，挨到傍晚，每个人又热、又渴、又饿、又累，都只能喊救命。半夜光景，几个日本兵来开门，要大家跪到房前的荒地上。之后，几个人一批批地被叫去受审，东门外开小茶馆的刘伯生被错指为连柏生，吃了很多苦头，最后虽然被弄清了，但是还是被日军趁机敲了他一记竹杠才放走。东门义生兰酱园店经理许士铭，店伙陈亚陶和朱鉴生当时也关在里面。审讯时，朱鉴生肚里灌满了冷水，然后日军用脚在他肚子上踩，踩过后，又把他倒放在一部扶梯上，用火烧他的脚跟，烧烂为止。当时我还看到有人被硬木柴打得满脸青肿。有些人的头被糸在竹竿上倒插在小河里。东门木行老板刘文涛就曾受过吊打、灌水、倒栽葱(头倒竖在水里）等刑罚，释放后不久死去。那时候，每批被审讯的人中，总有几个人回不来。我当时被关了8天，吃了很多苦头，侥幸不死，最后家里人出了一笔巨款，才被释放了"。谈连三出狱，当时大家还都说他的命大，象老港镇上开南货店的老板陈祖元，情况就不同了，家里人倾家荡产凑满了三千元，但是最后还是只能换回一具遍体鳞伤的尸体。据当事人回忆，其实当时能换回一具尸体，也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据惠南镇居民杨冬福的回忆，他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曾亲眼看到有29多人，被日军从司令部拉到东北城脚，有的被杀后埋掉，有的干脆被活埋。当时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慘状，从黄士元的被杀，亦可见其一般了。黄士元，盐仓人，死前原系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三大队队部教官，1938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清晨，在鲁家汇镇附近和日军遭遇战中，肩部中弹，受重伤被俘，在押赴日军司令部的途中，因不断反抗，遭到残酷鞭打、刀刺，后因失血太多，无法行走，最后才被日军割去生殖器后慢慢死去，弃尸路旁。
王作九
摘自《南汇县文史资料选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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