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淞沪地区浦东建党建军的基本概况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一九四五年九月
抗日战争时期
从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到"八一三"上海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在此时间。中共江苏省委派陈方舟(又名秦寒溪)和大革命时期曾在浦东对当地政情熟悉党的活动家蔡子伦(又名蔡辉、另有斐鸿)等同志。(蔡于一九三六年被捕。经其岳父，付出巨额营救经费，在出狱)，有江苏省委于一九三七年底给以恢复党籍后，党内职务是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来浦东后蔡担任西南区。即新场镇西南至奉贤一线的财经委主任，并动员在沪同学鲍季良同志随来南汇。蔡子伦初来浦东，利用老的关系，常住南汇惠南镇北门外顾家宅顾开成、顾开华家中，熟悉了夏筱塘之后，经常派夏筱塘、陈小弟去周浦、召家楼、鲁家汇、新场、大团、泥城、三墩、奉贤等地送讯联络，建立党的活动工作。
一九三八年成立中共第一届浦委：书记：陈方舟(又名秦寒溪) 组委：周强，宣委：朱君务、周萍等，列席委员王才林。
一九三七年七月，南汇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抗战救国、保卫家乡"和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无钱出人，有知识出知识的抗日救国口号推动下，许多爱国青年纷纷组织起来，投入了抗日热潮。有南汇县惠南镇上爱国青年朱人俊、方晓(即洪长洁)、朱人侠等，(他们于一九四 年分别去延安参观学习)，组织南汇县"青年战地服务团"。在祝桥镇成立"南汇青年战地服务团祝桥分团"。有黄玉、赵熊、钱国仪等负责宣传抗日，张贴抗日标语，宣传抗日主张，还组织县儿童抗敌后援会，上街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人民募捐钱物，支援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在抗日前，如有宣传抗日，就触犯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治安条令所规定的抗日罪)。
还有在周浦镇、鲁家汇等地有抗日积极分子爱国青年王文艺等成立"抗敌后援会"，发动当地人民募集军鞋(即草鞋），动用船只，从周浦送往上海前线。还组织了大众读书会，有二十多人，均是爱国青年，(如现在中共广播国际事务局付局长金照同志是新场人)。他们就利用就地学校课堂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利用中小集镇茶馆，只要人众集合地方，就拉起胡琴，唱起抗日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八百壮士"、"义勇军进行曲"等等，散发抗日传单，这些传单均从守卫在上海浦东国民党军队张发奎下属，有郭沫若同志负责的战地服务团鲍季良那里取来的。自日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从金山汇登陆，十月十一日上海失守，这个战地服务团人员，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分配全国各地。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由中共党员王才林和爱国青年王义生、张大鹏、邢平舟等，还有从上海地方党动员下来的有冷涛、许培元、金济、徐志达、戴秋云、梅江、沈千里、芦平、盛慰时等十多人，在大团先组织抗敌后援会。九月改组为抗敌话剧团，还有宣传小组。编成通俗易懂而群众爱看爱听的话剧和地方小调歌曲。如"放下你的鞭子"、"花之歌"等几出戏剧，在新场等地轮番演出。十月间，日寇用飞机先后向南汇，大团、新场、周浦、奉贤、川沙等地轰炸，而后在金山汇登陆。当时驻守浦东国民党军队及政府人员逃跑一空，从此国民党政府瓦解，反动军队逃离浦东。出现前线大溃退的局面，仅在一年零三个月时间，便从北平、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太原等城市一直退到四川省。均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有，在辽宽的地区，日寇兵力一时无法深入广大农村，浦东地区频临上海，也无法深进，便成为空隙地带。这时，溃不成军的国民党部队，收集了散兵游勇，又组织了南汇县政府，以周歧凤为县长，勾结了地痞流氓趁火打劫，残害浦东人民，社会秩序一片紊乱。在一九三七年底，日寇从杭州湾调兵，向金山、奉贤、南汇、川沙，云集上海之间，以周歧风的伪政权和它们军队一扫而光，周带领残兵败将逃离浦东。不久又以罗日明、李子明为首的组织了南汇县和川沙县政府，罗任南汇县县长，李任川沙县县长。好景不长，经不起日寇扫荡，也不翼而逃离浦东。这时候，群众组织起来的抗日救亡宣传队，没有武装保卫，就此解散。王才林等同志就感觉到没有武装保卫，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他们的家乡，盐仓镇西王家白墙，组织起贫农有王银香、卫民、陈金达等一面宣传抗日，一面组织冬防队，监视着散兵游勇夜间出来抢劫民财。还到长沟乡一带，会同长沟乡爱国青年林有璋、郁德祥等同志，筹建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同年十一月间，王义生同志通过党组织关系，去延安参观学习。途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动员"打回老家去，就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口号下，王仍回浦东。
一九三八年一月，蔡子伦同志又在南汇组织抗日救国宣传团，蔡任团长(兼西南区经委主任)。夏筱塘担任向各区联络工作，在二区盐仓、澜港乡叶桥小校和长沟乡一带和王才林、林有璋等同志活动研究建军工作。先后来到大团、四团、鲁家汇、休镇、奉贤、青村港一带，进行对上层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有蔡子伦还通过奉贤境内国民党忠救军丁锡山的关系，以抗日宣传团为主体，筹组了奉贤县人民自卫团，由蔡子伦任团长，陈静兼政训处长(挂名职务)，鲍季良任秘书处长兼教育处长。积极发动各乡人民组织自卫队，在奉贤青村港附近建立了三个中队。有队员一百余人，步枪二十余支。由于缺乏建军经验，被当地土匪武装，勾结顽忠救军而改编，蔡等同志仍返回南汇川沙一带。
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初，有林钧在上海华华中学，动员了不少抗日积极分子到浦东，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同年夏天，有姜文光、姜文奎、杨杏春、吴建功、陈伯亮、陆义征等同志在李家桥(新场以东)创办抗建公校。杨杏春为政治教员(全称：抗日建国公校)，并从上海华华中学转来不少青年学生入学。还吸收了当地进步青年如黄玉、计谷等。不久被顽军发现有宣传共产党的嫌疑，被于陶生干涉，将这个学校停办。学生就此分散到其他抗日部队。
一九三八年十月开始，朱人俊、方晓等根据党的决定，打入了南汇县抗卫团指挥部，以政训处长和政训员的名义，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的上层工作。他们在那里举办了抗日小报(汇报)，后改为(老百姓)、(锻炼)。通过抗卫团的邮电系统，分发到南汇各抗日部队和抗日组织，起了不小的宣传鼓动作用。
同时，浦委通过各种活动，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力量，先后在泥城、大团、新场、宣挢和张晓初在奉贤民福乡等地区建立党支部和小组，并积极开展地方民运工作。在南汇县第二区长沟乡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成立农抗会，进行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等工作，取得一定效果。
此后。蔡子伦在泥城找到了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周大根(又名周秋萍)和吴建功、姜文光、姜文奎、陈文祥、姚镜仁、唐华等同志。他们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奋起抗战的号召下，"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影响下，于一九三八年初组织了有盐民、贫民、失业工人和知识青年参加的一支抗日武装部队，即南汇县抗日自卫二中队。有周大根任中队长，吴建功任中队付，人员组织起来了。但经费从何而来呢?当时国民党组织起来的游杂部队的南汇县政府，也不给经费。于是有吴建功出面，同其亲戚张岳年商量，张的家庭是很富裕的，向他讲清抗日大义，协助筹划经费，支援部队开发枪支武器等措施。张于是热心抗日，一方面慷概解囊，以价值五十多亩土地变卖后陆续供给部队，和向外购买枪支(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沿途丢掉在河中的枪支，被一些亡命之徒收集)。另一方面，以张岳年当时在地方上威信，向当地有自备武器的人，动员他们贡献枪支，有的向他们出钱购买。这样，这个二中队，发展到全体人员枪支有二百人之众，还有四挺轻机。活动在南汇泥城、马厂、横港、石皮勒一线，有时还活动到奉贤边缘，举起了抗日救国旗帜。曾有一次，深夜奔袭周浦南八灶的日军驻点，促使日寇慌惊无措，这时候蔡子伦是江苏省委委员，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对浦东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失去了党组织关系的党员，如中共党员周秋萍、吴建功、姜文奎等，根据省委指示，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并建立了在二中队内的支部组织，从此浦东的建党工作，又一次的出现了新的面貌，为发展党组织，和建军工作上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底至三八年初，浦委指示：派周强去三墩黄方部队做统战工作，冷涛在外三灶以教书的身份，借以宣传抗日主张，办农民夜校识字班，朱军务等办"老百姓"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
这时候，日寇急于向南京、杭州、及西南等地侵袭，它的魔手，无闲伸进浦东广大农村、而国民党的散兵游涌，在浦东一带组织起"别动队"，他们为了互相争利，掠夺地盘，当时老百姓称它们叫"别吃别"。胜利者就可当起"县长"。第一任是周岐凤，第二任罗日明，他们均经不起日寇的冲击，这二任县长，最后当了二个多月，就逃之遥遥。后被于陶生将在南汇、奉贤一带，收编土匪散兵，扩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又一次的成立"南汇县政府"，并将当地土霸孙云达组织起来的地主武装，陆续收编各乡保卫团。于陶生和孙云达为了各自利益，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于自称南汇县伪"县长"兼忠救四支队长，和县保卫总团长，孙任伪总团附。占领了南汇的新场、大团、祝桥、六灶、横沔、奉贤南太日桥、平安一带，和靠近川沙边缘。这些部队各盘踞一镇一区一乡，同当地土霸密切勾结。当地土霸利用客籍部队也筹建武装，逐收掳了沿海一线各股海匪，到处抢劫，绑票， 鱼肉人民，榨压人民，再加上日冠不定期出动烧刹。使浦东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当时我党力量极为薄弱，也没有自己武装，要开展党的建设工作也是相当困难的。只能借助已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卫队，以土枪，大刀为武器的保卫队。通过当地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扩大政治影响，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武器，深入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党在浦东人民群众间开展建军的前奏。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秦寒溪经蔡子伦的介绍，认识了南汇二区区长连柏生。他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在王才林、林有璋等支持下，在二区筹建抗日武装。曾在长沟乡、大沙、五灶、四团澜港乡等数乡内，动员集中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二十个人，在长沟乡方家祠堂进行军、政训练。只训练了二十多天，竟被国民党南汇县保卫总团副孙云达的干涉而解散。这次筹建武装遂告破产，只能再挑选了郁德祥等六名同志送往保卫二中队，参加了了短期军政训练。学习完成后，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充实保卫四中队。
于一九三八年，有王三川、许培元、金剑、冷涛、盛尉时、罗平、陆衡、沈千里、戴秋元、梅红、李桂华、李时韵等十多位同志，在盐仓一带，叶家石桥的叶桥小校也就是保卫四中队活动地区，向当地人民进行宣传抗日教育，还到四中队内灌输进步思想，扩大了政治影响。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旬，日寇为了巩固上海郊区，从周浦、祝桥、南桥等据点，出动了一千多兵力，向南汇县东南方向，横港、泥城一带是保卫二中的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并从上海出动飞机二架，并在沿海边沿派出汽船配合地面部队，向保卫中队围歼，驻在浦东的国民党忠救军闻风而逃。十二月十五日，保卫二中队获悉情报后，干部战士义愤填膺，决心迎战。当日下午，由周大根中队长率领部队，埋伏在汇角以西、彭镇以东一带。十六日上午当日寇进入伏击圈时，二中队战士奋勇杀敌，激战六小时。而当地游击部队，非但不予协同作战，反而在南面方向，堵住二中退路。终因寡不敌众，周大根中弹阵亡。二中队失去指挥，且背临大海、前无援军、后无退路，三十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泥城一战虽未取胜，但它是首次在浦东大地举起了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铭刻在浦东人民的心坎。并向浦东人民宣告只有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人民军队敢于在强敌面前树起了英勇的、顽强的、模范的战斗旗帜。为坚持在浦东平原的战斗范例，做出了榜样，浦东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
事后分散部队，除少数有中队付吴建功带往长沟乡外，还有部队，有区队长马玉麟撤退到奉贤民福乡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不久突围人员也陆续归队化悲痛为力量，整顿了部队，有吴建功任中队长、李芳任中队附，继续举起抗日大旗。在民福乡镇压了恶霸和锄奸活动。可是在这个地区，被当地"忠救军"的频频干涉，不得已将部队从返原防。不料，被当地的地主武装顾立峰鹊巢鸠占，占领了二中队的原有防地，二中队只能转移到大团以西李家桥一带活动。于一九三九年五月间，这支人民武装部队，被反动派国民党南汇县保卫总团副孙云达和于陶生的合谋下，趁吴建功去长沟乡之间，以保卫总团名义，有二中队副李芳的率领下，从李家桥调往万祥。以休整、训话为名，集合部队强行缴枪。至此仅留吴建功所属部队人员根据党的指示，归并入保卫四中队。
这支英勇部队，先被日寇上有飞机，下有重兵合击，虽遭受严重损失，但还在浦东平原从奉贤、南汇二县交界之地坚持不懈的与日寇战斗。而竟被国民党的于、孙合谋，不用一抢一弹就此卡死在摇蓝里，这是党在浦东建军上的一个严酷的经验教训。
抗日战争时期流行歌曲：
敌后方，敌后方，前面有虎，后有狼。
顽固派进攻要打退，鬼子兵要来反扫荡。
清乡扫荡都不怕，我们在战斗中一天一天的壮大。
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成立保卫四中队，中队长连柏生，中队副周毛纪。部队人员，除有二名是伪国民党警察局当过警察，(其中一名是周的保镖)尚有散兵游涌二名，大部份是当地农民，和上海沦陷失业的泥水木工，个别热心于抗日的青年。共有二十多个人，有八、九条漏底步枪，一，二支短枪，还有从连柏生的亲戚那里弄到二支步枪。初期活动于五堍桥、四灶油车和盐仓镇周围。连柏生是二区区长，兼保卫四中队长，初期他不随部队。同年九月有连柏生委派沈光中为四中队军事教官，他曾在杨靖宇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工作，略具军事常识。后又通过党组织的委派有姚石夷同志任政训员（姚于一九三八年底去新四军教导队学习)。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间，从二中队学习回来的有郁德祥等六名的全副武装并还有轻机枪一挺，回到四中队。还有在上海党动员下来的有许培元、金剑、李桂华、李时韵、仁惠、冷涛等配合当地的抗日青年，他们组成了抗日话剧团。在四中队担任工作活跃了部队的政治空气，也充实了党的力量。还有王才林、王义生、林有璋等也相机来四中队。是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强了学习。他们还带来了毛主席的著作，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及进步杂志，使保卫四中队的人员，初步受到进步思想教育。
可是周毛纪，原想利用部队名义，作为他经商保护他私人财产的力量。他在政治上只赞成保家乡，而不主张抗日，而我们部队也并没有给他个人以任何特权，因此周很不满意。但由于部队从地方上筹划经费由他管，经常将款筹作他临时周转作经商之用，管财务的人要他结转，他知道部队在党的领导下控制，早想将部队拉到于陶生的忠义救军第三大队胡振海部队中去，于一九三九年初（即阴历正月十四日)在盐仓西叶家石桥南下堍，叶家祠堂内，要他交帐结算，他做贼心虚，说我们故意要他难堪，一手楸住连柏生，并以手枪行凶。话也迟行动也快，王三川在周背后打上一枪，可是周在中弹前已扣上枪的板机，子弹射入王义生同志的下巴处负伤，周也就此结束生命。当晚部队冒着大雨，向塘东长沟乡方向转移。
顽胡振海得悉此消息之后，立即派部队来进攻四中队。这时我四中队处在敌强我弱，决定暂时开五堍桥，朱家油车一线，可是当地群众希望我们部队回去保护他们。不久，部队又进驻到叶家石桥西南方向，孙谓生家中的更搂内。顽军胡振海闻讯，即来采用三面包围，从中午开始战斗，向孙谓生家攻楼，冲锋前进，被四中队在王三川的指挥下，当时有郁德祥手提一把机枪，在更楼上居高临下，发挥了威力。他们也占不到便宜，打退几次冲锋后，顽军就退回三灶原防。四中队当晚也转移阵地，仍去塘东长沟乡一带。
此事发生后，如何消除对胡振海的报复心理，是当前燃眉之急。根据党的指示，由连柏生亲自去找于陶生的嫡系第一大队长李文元，搞统一战线。李文元对胡振海也有矛盾，胡也怕他。由于李一次抗较好，我们组织群众去向他慰问过，故双方关系较好。连去那里说明了周毛纪要害他的经过实情，以及胡振海围攻四中队的情形，并提出应该一致抗日，要他出面调解。李文元就答应了，立即打一个电话给胡振海"要他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不要派部队去打保卫四中队，……等语。胡振海一听，对他形势很不利，就此答应，平息了此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根据浦委指示：决定第一批派叶光、姚石夷两同志，去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
此后，党在部队中取得了绝对领导，而上级党也很重视这支新生的军队。不断派张晓初同志，从上海动员抗日积极分子来军队工作，并指定了陈立英为党的联络员。及时传达党内各种重要文件和指示。先后在一九三八年至三九年间从上海地方党动员来参加军队的有徐志达、蔡鹤鸣、都曼林、胡铁锋、张友之、还有王永贵等数十名青年抗日积极分子，来参加了抗日武装。他们为浦东抗战增添力量，今后为部队的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
党为了加强这支军队的领导，于是从新整编：以连柏生和王才林分别仍担任中队长、中队副的工作。下属一区队长有沈光中、张大鹏，二区队有蔡鹤鸣、郁德祥、周萍。
一九三九年春，四中队经过整编后，在中共浦委领导下，加强了对游击战争学习。部队提高了军政素质，遵循毛主席的游击战争十六个字方针的教导，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击、敌驻我扰的方针。接受了保卫二中队的正面迎击敌人后无退路的被动作战教训，采用以十六个字万针战略战术原则，伺机等待，少数人和敌接触，大部份从侧翼遇回。凭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致敌于困境的作战方针。用伏击战对我军有利，击而不游，游而不击的战术动作，出现在敌人面前，使敌手足不措。
不久，有中队副王才林率领下，提出为周大根报仇的口号。部队斗志昂扬，曾出动四、五十名游击战士，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伏击了从祝桥镇上出动的日寇，侵袭塘东潘家泓一带来"扫荡"。被保卫四中队，在伏击战中取得了胜利，打死日本鬼子兵八人，还有军官一名。抬回死体退回祝桥，而保卫四中队有徐应哉等六名同志光荣牲牺，区队长蔡鹤鸣同志光荣负伤。这一次自浦东地区抗击日寇的第一次取得胜利，也打破了日寇武器精良而不可战胜的神话。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寇攻占广州，武汉等后，已经达到战略进攻的顶点。敌人的后方(即沦陷区)暴露在我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武装袭击下，不得不缩短战线，回师以重兵保持侵占区，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此时，日寇对国民党加强政治诱降，国民党的亲日派以汪精卫集团为首公开投敌，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并组织"和平军"执行以华制华政策。而以蒋介石为首的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双方采取一唱一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为乞降日本帝国主义作实践准备。这时，全国乌云密布上空，一时出现了亡国论、投降论，"战则亡，和则存"的奇形怪状的谬论。中国共产领导了全国人民，进行坚持抗战，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倒退，坚持进步；反对分裂，坚持团结"的斗争。
随着形势发展，保卫四中队处在前面有虎，后面有狼的斗争环境中。当地国民党土顽顾小汀部队(土顽孙云达的嫡系)开赴在保卫四中队周围。并也借用了保卫二中队名义，公开地向保卫四中队用了一套假"亲善"姿态。满口声称"团结抗战"，实际它想吞掉这支党领导的刚从初生的萌芽中，想缴掉四中队武器。它虎视眈眈的在四中队周围寻机挑衅，当时四中队武装力量较薄弱，随时可被其猎取。根据党的方针，并接受二中队血的经验教训，于是通过周强、张席珍等同志对于陶生的部属李文元，那里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利用同他们建立起的良好友谊，李文元派了少量部队也流动在四中队和土顽顾小汀部周围，起到了相互牵制对方力量。乘顾小汀部队在准备，要向我行动前，还未就绪之间，我军采取先发制人，缴了顾小汀部队的武器，和不少弹药。这样，对土顽顾小汀加深了矛盾。它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于是，根据党的指示：派吴建功同志出面作上层工作，效果良好，缓和了矛盾，暂时平息了它们的报复行动。
形势发展，总是在双方敌我势力而力量对比的结果；不是有利用于敌方，或有利于我方。保卫四中队当时处在"反清乡"、"反扫荡"的环境下，不断壮大。也是在敌伪驻点林立，好似在"梅花桩"内和敌人打游击战。保卫四中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了良好的军民关系，和广大爱国青年的踊跃参加，采取不断袭击来犯之敌，或组织骚扰敌人。其胜利的威望，众望所归。为了获得更多武器，还通过社交系，购买了一批枪枝。这样部队的武器多，力量也大了。对原四中队的番号，不适应了，需要扩大制建，改成大队名称。但必须有南汇县长于陶生那里颁发任命。经党组织研究，派连柏生去于陶生那里，由连柏生兼南汇县第二区长之职，这是一个方便。经过一番联络，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南汇县第二区之原因，而颁发了南汇县抗日自卫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队)。大队长连柏生、大队副王才林，军需林有障，军事教官沈光中，下辖二个中队，原四中队编妤一中队，由王义生、王三川、张大鹏、郁德祥、孙振华为中队、区队长等职。原二中队建制(即周大根部队)经充实了人员后、仍为二中队，有陈秦(即陈方舟)、张席珍、周萍、翁阿坤等为中队长、区队长和班长等职。还成立了流动队，有张大鹏兼；常备中队有潘林儒、施长生，还有特务区有范光元等。改编之后有人员1 6 0多人枪，机枪四挺。这是党在浦东初建起来的一支人民武装部队，如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胸前。它们根据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频频袭击出动的敌人；发现了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给以迎头痛击；还采用里应外合，打击了、动摇了、争取了敌人、伪军内部人员，提供可靠情报，为我军长期坚持浦东斗争的有效措施。有力的在浦东人民中树立了在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旗帜。
根据党的指示：要争取时间，对各部队进行党的传统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内容，提高军事素质。部队中出现了官兵平等，相互学习的好风气。展开了在部队中建党活动，发展了新党员，造就出一支团结、紧张、严肃、话泼的和军民打成一片的人民武装。活跃在浦东平原，坚持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创造出在浦东平原武装斗争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一九三九年秋，根据党的决定，派王义生、李桂华、李时韵、王雪英等去江南"抗日义勇军"抗大学习。
一九三九年秋初，日寇为了巩固对京、沪、杭三角地区的统治，加紧伪化运动。对淞沪地区的巩固是很重要的，先在苏常太一带，后来浦东进行大规模"扫荡"。分兵十多路，每路在伪军配合下，有三、四百人之众，采用拉网式战术，梳蓖式的搜索，捕捉我军游击战士。日寇所到之处，进行残酷抢劫、烧刹、奸淫，惨不忍睹。仅南汇二灶泓南北不到十华里的狭长地带，被日寇烧刹无辜民众达二百余人，受伤者和被毁屋屋不计其数。抗卫二大队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得悉了敌人重兵行动，根据游击战术原则，迅速分散，转移原驻防地，避免了正面迎击。使敌人扑了一个空，我军末受任何损失。
日寇就此改变战术步骤，将出动的数千兵力，分驻浦东一带的大小城镇。从政治上诱降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队部，缩小了游击活动区，进行分化政策。在一九三九年冬~一九四0年春，如顽忠救军于陶生、李志明、李文元、徐承德等外籍部队，先后逃出浦东，去苏北被顽国民党江苏政府韩德勤收编之后，参加苏北对我新四军打内战、搞摩擦。其余土顽如丁锡山(丁于一九四八年向我军起义，不久和国民党军队作战，英勇牺牲，现为烈士)。顾立峰、奚庚辛、陈王武、江锦松等等的当地游击部队，及地方自卫民团，少数销声匿迹。大部分投降敌寇为虐，被改编为汪精卫的"和平建国军"第十三师，此外还有伪保安团(南汇刘铁成、奉贤张英杰、张思功等部队)皇协保安团等的军组织。是不属于汪伪控制，是有日军直接掌握指挥。因此敌人内部派系繁多，这是对我们有好处。因为他们都为着自私利益，保存自己实力，故很难统一。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发展和生存，而且还能利用它们的矛盾，将其各个击破。为了掌握敌人内部情况，根据党的指示：派中共党员吴章林(后改名陈友新)等去顾立蜂部，搞策反工作。他们及时提供了敌伪军活动情报。
从地方上实力派来看，大团外面是徐家杰，(后改伪军二十五旅副旅长)六灶有奚庚辛，(后投敌)三灶有"老黑鱼"，即金进明；王家路有江锦松；老港有蒋树楼；外三灶有王阿弟；泥城彭蜞庙有老熊包；沈庄鹤沙有沈阿大，周浦南到邵家楼有顽马柏生的一个大队长王伯祥等。它们当时均以抗日为名，不久都走上为日寇所用、投降当了汉奸就地盘踞，助纣为虐。
别看那时候的"抗日"部队不少，但真正抗日的除了共产党领导的抗卫二大队之外，就没有别的部队了。
在这样错纵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我军力量在南汇二区的长沟乡(现在东海公社)，已经扩大到塘西的七区，活动在四团仓、六灶，大团西中心桥一带和新场以南，有时还向奉贤东民福乡一带开展游击战，不断地袭击敌伪军的据点和伏击出动之敌。根据党的决定，先向驻在我军附近的黄路镇上的皇协保卫团那里搞策反工作，找到了内线的伪区队长唐XX，他比较愿意抗日，于是通过施长生的关系，由林有璋出面做唐x×的工作。说明抗日大义，唐某愿意效劳。先派范光元、姚志清、张顺楼就地秘密侦察，进退路线和敌人岗哨位置。于一九三九年大除夕（约一九四零年一二月），趁敌忙于过年，疏忽无备之机，有沈光中、张大鹏、郁德祥等同志率领二三十人，仍有范光元等同为尖兵，乘月色无光的深夜摸上敌军岗哨。取得和唐某联络讯号，一举将岗哨生擒，令其不准喊话，其余部队迅速向敌营房内奔去。敌人过着大除夕的欢乐，幺五喝六赌钱很热闹。当场被我军俘获二十多人枪支。可是另外一部分敌人在更楼里发觉了，他们用机枪向外乱射，本再向更楼内挺进，但已经被敌人发觉，于是有沈光中下令撤退。将所缴武器人枪二十多枝长短枪，分给参战人员，留了部分俘虏，其余放回。此战我军一无伤亡，武器也增多遂将特务区队改编为二大队三中队，有刘仰钧、余谦、范光元等同志负责。
在军事上取得不断胜利，而敌人灭我之心不死。它们到处加强封锁，缩小我军的游击区，使部队给养带来了极大困难。负责部队军需的林有璋同志责任更重了，在向各地筹款筹粮的同时，敌伪也在向游击区征粮征款，不时还出动伪军队出来抢粮，抢劫民财，对浦东人民的负担加重。林军需家住在长沟乡，是小康之家，他家房屋被日寇烧掉了。再要捐粮出款其父不允，后来林有璋同志向家庭作了说服工作，和其他同志的帮助推动下，终于出钱捐粮。还有王义生同志，他家住在盐仓镇西王家白墙，也是富裕之家庭。为了解决部队经济困难，王义生和郁德祥商量，有郁去王家中向王义生母亲要她捐款捐粮。其母不允，后经王义生爱人杨根莲向其婆婆说情，其婆婆顾念儿媳之情，慷慨解囊，支助部队解决暂时困难。这种榜样的树立，为部队在今后筹款筹粮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这样的事例在浦东地区不胜枚举。
一九三九年底，留驻在当地土顽和少数国民党军队，先后被编为汪精卫"和平军"。它们的旗标，是同国民党的国旗一样。其不同之处，汪精卫的政府旗杆上再加"反共建国"字样的一面三角小黄色旗，这就是同国民党国旗不同之处。它们即配合了日寇又一次的大规模的"清乡""扫荡"。此时，浦东地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卫二大队，独树抗日旗帜。主动的出击南汇三灶镇伪军驻地，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有王三川、林有璋、沈光中、都曼林等同志，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缴获了"船舫部队"的枪，这是有翁振帮、杜锐等在内线任策反工作接应的。又在一九三九年大除夕缴了黄家路皇协保安队的武器的胜利的影响下，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成为浦东地区抗日武装组织发展了党的力量的中流砥柱，屹立于浦东平原之上。
各联络站(点)任务；
1，通过社交，深入敌伪区，了解敌情，及时向部队反映。
2，协助部队，筹粮筹款，储藏物资，为部队担任响导，还配合扩军，情况紧张，部队化整为零时，有联络人员，将游击战士安置分散在乡民家中。
3，还可以安置伤员。如倪家桥的王惠香有米船，伤员可以阴蔽船上治伤，后来叫做流动医院。又如王福根变卖家产供养伤病员。
4，上级派来的干部和公文信件等重要文件及军用药品都可通过联络站(点)，及时转运到部队。
总之，浦东平原在敌伪军驻点林立，党发挥了游击战争的经验，依靠群众，在敌人设置"梅花桩"驻点夹缝里布置了无影包围网的联络站(点)。好似耳目一样的提供情报，监视着敌人的一切行动。敌人出动，不是扑空，就是被我伏击。
我军的不断胜利，促使敌人更加猖狂。于一九四0年二、三月间，日寇集中二千多兵力，在伪军的协同战斗下，疯狂地向抗卫二大的游击区，严密封锁。北起川沙、江镇，南迄老港以北的揿公塘一线，并在东海洋中，派出汽艇巡逻，然后分路合击抗卫二大队。敌人重兵压境，转移不及，武装突围困难，就派出了部分主力，漂洋涉海。幸巧天下大雾，敌人飞机，巡逻汽艇不能发现，免遭袭击。其它部队化零分散活动，依靠群众的支持，在敌人空隙夹缝里小股活动。可是敌众我寡，一处枪声，四处敌人赶来合拢。抗卫二大受了相当损失，先后伤亡十余人。其中有中共浦委会员朱君务和叶生忠、庄平等六名同志不幸被捕，解押至祝桥镇驻点，迫使朱君务等同志屈降。甚至利用该镇商会会长前来劝降，均被朱君务等同志当场拒绝。并带领其他同志高呼革命抗日口号，痛骂日寇汉奸，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五号，在南汇东北方向的火烧桥战斗，我军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而敌人无休止的"清剿"、"扫荡"、"封锁"，部队还未逃出包围圈，只能将武器隐藏于民众之间，混在老百姓一起。而当地人民甘冒生命危险，掩护着抗日战士。见到我军指战员被敌捕获，他们就和敌人展开机智灵活巧妙的斗争。当机立断站出来认儿、认女、认丈夫。如大队长连柏生佯作病情卧床不起，敌人进房搜索时，一妇女×××毫不犹豫站出来认定丈夫是小学教员，有病卧床……。敌人信以为真竟蒙蔽了敌人搜索而脱离危险。还有的帮助伤病员烧菜、烧饭，为抗日战士治病。在险恶的环境下，将病员隐藏在人烟稀少或芦柴塘内，只有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大众是血肉相联，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经过火烧桥战斗之后，敌人的大扫荡的步伐开始放慢。本当经过了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锻炼，全党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经受了实际考验，党的威信和全体指战员之间更好团结，更为坚强。而身为中共浦委书记陈静却不顾党和民族利益，他大搞宗派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不信任当地干部，对可以教育好的干部任意乱扣帽子，以个人的名义发号施令，以书记"威望"个人说了算。影响极坏，造成了党内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四0年夏天，成立中共中心委员会，书记顾德欢、军委负责人吕炳奎，后来党派姜杰同志回来。不久成立路南特委，有顾德欢担任特委书记。
中共江苏省委发觉陈静的错误，将他调出浦东去抗大学习。(不久跑回浦东，和当地流氓、土顽勾结在一起。经上级数次规劝无效，最后经中共浙东区党委指示，予以党纪处理)。
陈走后，于一九四0年五月间鉴于原浦委朱君务牺牲，中共江苏省委派金子明来浦东担任浦委书记，并改组浦委。由金子明，周强、朱亚民、朱人俊、陈伯亮、张晓初、周萍等七人组成新的委员会，王才林为列席委员。下设军事委员，敌伪军委员、民运委员。分别有朱亚民担任军委书记，朱人俊担任敌伪军委书 记。周强，陈伯亮担任民运工作委员。
不久，华中局指示：江苏省委不再负责上海郊区的中共浦委工作，有谭震林同志到苏南成立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领导。(简称江抗)。组织上并指定东路特委书记张英取得联络,有重大问题,江抗谭震林同志亲自抓。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在新的领导班子面前，是敌人无休止的派出重兵，清乡扫荡。浦委根据当前形势，和上级党的指示，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在军事上处在劣势。但从政治上来说，我们所进行的是抗日救国的民族战争，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就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愿意抗日，而不甘当汉奸的，也不愿做亡国奴的。拥护我们的抗日战争的人是很多的。我们从这个平原地带的条件，密布着联络网点和群众的基础是良好的。还有党对武装斗争的经验，领导我们向敌人作斗争。故我们所处劣势是暂时的，并提出行动的对策。要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游击区。根据"江抗"指示，提出了"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战略战术的行动方针。并提了具体如下措施：
第一，分期、分批的输送干部、战士去江抗学习。除已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首批有叶光、姚石夷二同志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外，又如一九三九年间输送了有王义生、李桂华等。自火烧桥战斗后根据党的决定，于一九四0年三月，派林有璋、沈光中、郁德祥、潘林儒、张耀明、刘伯祥、钱瑞舟等十余名同志，又去江抗教导团学习。张大鹏因工作需要，中途仍返浦东，坚持原地斗争。以上骨干经过学习以后，大部分参加中共党员。在学习结业以后，仍返浦东的有林有璋、沈光中、潘林儒、张耀明、 等。他们为今后建设浦东的军队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起了骨干领导作用。一九四0年五月抗卫二大队连柏生和四一年有大队附王才林，他们先后也去江抗参观学习。连柏生会见了谭震林同志，他对浦东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极为关心。并作了一系列坚持浦东的工作方针、政策、路线的指示。并对学习结束仍返浦东工作的干部分配也作了指示。如林有璋回浦东后，不要担任经济工作，可以担任军政干部。军队壮大了，经济建设相应也上来等指示。他们回浦东以后。根据在江抗的学习参观, 及谭震林同志的指示。在浦东坚持抗日战争中实践运用了，对林有璋也分配了军事干部，这是在浦东历史上建立起一支人民武装的伟大成就。
第二，组织了机动的精干武装小组，或班、排建制有时分散，有时集中，声东击西，慌乱了敌人。于一九四0年六、七月间，有中共浦委军委，书记朱亚民和张席珍、俞谦、杜锐等同志在地方党和当地联络站干部密切配合下，从内线作战改变为外线战斗方式，向奉贤平安、四团方向挺进，争取了七仓墩伪守望队队长黄志英(原泥城抗卫二中队中，此人于一九四四年底叛变，并杀害我方干部卫民)。采取了里应外合，缴了这支守望队的枪支。还有在梁店伪守望队也采取了同样方式。在东新市锄奸镇压龚阿坤等，又在蔡家桥战斗粉碎了敌伪军大扫荡。在此战斗中俞谦同志负重伤后牺牲。以上战斗的节节胜利。对发展奉贤地区开辟了首战获胜的局百。和今后建设党的组织是带有关键性的。这次的胜利，也就调动了敌人，吸引了敌人的一部分兵力，也减轻了南汇二区一带游击根据地的压力。
第三，根据中共江苏省委于一九四0年五月传达的文件指示，有关"江抗"关于开展伪军工作，争取分化瓦解伪军的指示，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策略上要十分注意，"灰色"不能暴露。
于是党组织决定，有王才林向陆才林(即何亦达)、戚大钧、钱觉民、杨方等十余同志交待了任务。是去祝桥伪军六团担任策反工作。那里有周振庭可以作你们工作中掩护。在那里一面掌握情况，另方面可争取伪军内部进步青年，扩大抗日力量。只要等待时机的成熟，相机率队反正。(周振庭原是国民党军队的机枪连长，有浓厚民族意识，对抗日部队的领导人很钦佩，他对连柏生、王才林等同志有良好关系。周后来也参加五支队，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于一九四三年底在浙东战斗中光荣牺牲)。
另一路：有中共浦委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人俊和吴建功、黄明、洪尚洁等同志，去大团、泥城一带(这个地方于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九年间，有中共党员沈千祥、赵天鹏、吴仲超、张晓初、姜文光、姜文奎、周强、陈伯良、唐华等同志，在群众中建立了良好基础，并已有党支部组织)，当时这个地区，是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二、三营，那里的领导有储贵彬、茅铸玖任营长的支持(并提出了对上面关系，有储等同志来顶)，再加地方党的基础，他们在这个地区搞策反工作，在伪军中也建立起党支部组织。在地方上，我们可以委派乡长，大大的方便了我党领导部队在他们地区活动。弄得日本鬼子莫名明妙，游击队穿上了他们的衣服，可以随便出入于敌人岗哨。对死心塌地的汉奸，可以就地惩法。正如铁扇公主被孙悟空钻进肚子，使敌人的行动为我所掌握。
而且在伪军中办起了干部学校，组织训练班，发展进步青年。吸收为中共党员。表面上在讲课时讲历史、地理、军事知识，实际上宣传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和爱国主义思想。还有毛主席关于在敌后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党在部队中作用。一句话就是打着伪军旗号，在伪军中培养进步青年，吸收为党的力量。还借以培养发展党员骨干。
斗争的发展，是在双方较量起来的。同样在敌伪军内部，他们也挂上了一个伪职。对我方派入的人员，寻机侦查，他们的任务是反"策反"，发现了疑点，就向他们的特务机关汇报。这是对我们在伪营内工作的一大障碍，不采取有效措施，我们的工作是很难开展的。终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好多渗透在伪军工作的同志，发挥了机智灵巧、表现了出色的工作。一次又一次的被我方认破，这些担任反"策反"工作的特务们阴谋活动，而使其一次又一次失败而告终。(详见南汇武装部编写《南汇武装斗争故事选》)
一九四0年的形势，日寇为了配合德国希特勒、忌大利的墨索里尼，完成他们全球侵略势力，组织了法西斯阵线，日寇忙于准备向南亚次大陆进兵，又要在中国的辽阔土地上屯兵驻守，对付我八路军、新四军，促成他兵力不足，顾此失彼，调兵遗将。拆东墙补西墙，处处暴露在我军面前的薄弱环节。好似扁担二头没有扎，挑起来二头滑的局面。只能利用当地收编的伪"和平军"，提出了"东亚共荣圈"的以华制华政策。
我党我军利用了敌人的弱点，打击了可以打击的敌伪军。使反扫荡、反清乡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部队也得到扩大。在一九四0年五月，部队需要扩大编制，原来大队改为支队番号。用新四军名义是不行的，因为党的方针是"灰色隐蔽、等待时机"。此时顾祝同的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纵队第五支队被敌人消灭，于是有连柏生通过平祖仁的关系，就顶替了这个第五支队名义。由连柏生任支队长，王才林任支队付。下轄笫一大队大队长张席珍，朱亚民任指导员(即党代表)；第二大队，仍沿用原抗卫二大。那时候新四军的旗帜虽未公开，但大家心里有数。可是部队在不断扩大，对党的建设也需要相应扩大。当时仍沿袭着过去秘密发展党的一套工作方式方法，是不能适应的了。什么都是个别进行，开起小组会，由于怕人家知道，就躲进竹园、小屋或牛棚里。没有利用部队公开的一面，放手去干。因此党员的发展受到了阻止，实际上仍是几个党员。如不改变小手小脚工作作风，势必对坚持浦东长期斗争受到影响。但也不能产生另一面倾向，用"拉夫"式的发展党员。经党组织的研究，于是成立第一期教导队，先有张席珍兼队长。不久有林有璋从江抗回来，负责第一期教导队，夏治行为政治指导员。政治课的教材和军事教练沿用"江抗"教材，学员有在部队内抽调班，排干部和有培养前途战士。又通过地方党的输送集中了三、四十人随一大队行动。
一九四0年八，九月，祝桥镇一带伪军第六团开始调防，而伪军中的士兵大部分是当地人，是不愿意离开家乡，为日本帝国主义去卖命的。就在伪军中引起了极大的动荡，就在这个环境之下，有戚大钧、何亦达等根据党的指示，将隐蔽在伪军第六团以周振庭领导的特务连，在戚、何的领导下，将这支部队从盐仓拉到李家桥绕道去小洼港一带，投奔储贵彬所部五十团。当时，周振庭认为要抗日，我们一起仍回抗日部队连柏生那里去，(因周振庭和戚大钧均从连柏生的保卫四中队那里一起工作过)，周不理解、不赞成，表示反对戚、何的行动。而戚、何等不便直言党的指示，因为当时这支陈王武的伪军正在调动内部的变化，为了更好地集中领导，在策略上隐蔽抗日，就采取了这次行动。最后，双方各执已见，发展到持枪对抗，出现了一次误会。
一九四O年秋，在江抗教导队学习的有沈光中、林有璋、潘林儒、张耀明等陆续回浦工作。同时谭震林同志就下了决心，一面派蔡群帆、金留声、凌汉琪等前来接替朱亚民等工作，蔡任五支队教导员(对外蔡教官)。还决定金子明、张席珍、朱亚民三人参加江南参观团去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
一九四0年十月。祝桥镇周围所驻伪军第六团，其一、二营已被调离，特务连又被拉走，而仅留三营的七、八、九、十四个中队，军心紊乱，人心慌慌，不知去向。这时周振庭内心忧忧神色不安。找上了赵熊、黄玉、金才初、苏锦文、计谷等共谋合计抗日大业，东奔西跑和各个中队的领导，阐明了当前形势，部队的去向。最后将这个第三营的四个中队，有人枪，三、四百人的部队，商定时期，合谋已定向西直奔召家楼一线，并有中共党员林钧同志为首接见这支部队(林钧的历史经中央刘少奇主席证明后，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上海市民政局发出优字第八号优怃证，又于一九八0年由中共川沙县委决定，树碑于川沙县烈士墓)。可是日寇跟踪追击，四出扫荡，只能将这支部队分散流动。除十中杨××部队，投奔马柏生处外，其余部队流动到连柏生都队的地区。找上了连柏生、王才林等关系。以周振庭为首的正式改编为第五支队第四大队，周振庭为大队长，赵熊为大队附。当时这支部队是缺乏军政训练，经不起连续行军和实战的锻炼。在盐仓西金家亭子附近，遭遇从新场、六灶出动的伪军袭击。使这支部队受到了较大损失，支队付王才林等被敌包围而涉水夺围。随后部队减员，周振庭的身体力难支持，经过连柏生同意，离队休养。有林有璋担任大队长、王三川、金留声担任政治指导员，并从教导队抽调都曼林、张友芝、徐志达、胡铁锋等充实后，任班、排等职。原在这次部队中的赵熊、黄玉等于一九四0年十二月分批去学习。还有从常备一中队内抽出抗日青年积极分子张洛甫、顾劲军等七人前去"江抗"教导队学习。
一九四0年初冬之间，在谭震林同志指示下，派了红军干部周达明通过秘密交通到浦东来检查工作。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并找了一些指战员谈话。通过调查，周达明同志很高兴，对浦东五支队的评价很高。指出浦东军队素质好，很精干。但人员太少，应该扩大。还说要派部队来浦东配合一起行动，可以争取更大发展。后来这个行动计划被潜伏在浦西部队内部国民党特务殷丹天告密而失败，周达明同志英勇牺牲。
一九四一年初，根据中共浦委决定，有林有璋派金阿妙船老大的儿子金大官和徐毛头等七人，以做生意为名，渡海到浙东蟹浦龙山去侦察敌情和地形(当时国民党还占领)。途中被敌人发觉，徐毛头等三人牺牲，金大官等二人受伤。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和三、四月间，在黄桥决战以后，八路军南下，和新四军胜利会师。根据斗争发展需要，在周达明同志指示加强了五支一大队领导，向西南奉贤一带扩大游击根据地。另外成立常备大队，有潘林儒任大队长、指导员姚镜仁，陈一竹为大队部付官，文书叶青达，特务区队长夏筱塘。各地常备中队纷纷建立，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到十七个中队。分配在塘东、塘西一线。
十七个常备中队的领导干部名单和地点
中队 中队长 活动地区 中队 中队长 活动地区
一中队 张阿虎 薛家泓奉贤
泥城坦直桥 九中队 周顺伯 塘东周家圈
薛家泓
二中队 王云之
陈金达 盐 仓 十中队 曹学祥 老港南
十一 倪秋生 窑墩盐仓东
三中队 傅尚林 倪家桥 十二 陈维龙 马家宅、大沙路
四中队 许培元 坦直桥奉贤 十三 马炳根 祝桥
五中队 翁振帮 李家桥妮城 十四 庄荣狗 薛家泓、潘家泓
六中队 俞连奎 盐仓五堍桥 十五 王桢国 黄家路东、老港
七中队 张培雍 马家宅盐仓西 十六 周志平
王保根 倪家桥潘家泓 十七 沈一飞 宋家石桥、陆楼
八中队 王根生 倪家桥北
这十七个常备中队的领导干部，部分是积极抗日的爱国青年和有些是为自己保身家，利用部队名义做生意，还有在敌伪内部分化出来，而暂时栖身的。各中队均驻守在各乡各地自己住家周围，部分中队领导干部也挂名而不在部队。
一九四一年二月间，为了巩固和扩大这些部队，根据"东路"建军经验，五支队部决定成立第二期教导队。大队长沈光中、政指金肖声、教育排长张震、文教徐志达。共计学员有都曼林、吴章林(又名陈友新)、胡铁峰、姜长发、计福坤、夏筱塘、吴锡钦、周炳初、范金楼、姚镜仁、崔大来、周安民、周侃、密峰、孙顺良、徐志刚等四十余名。他们来自一大、四大的主力部队班、排干部和当地党的输送和学校教员等成份组成。原计划训练三个月，后因时局变化，仅开办了四十余天，就分别到常备大队。有的仍回主力部队和回学校任教。
一九四一年春，五支队四大队，在王三川、林有璋等率领下，还有周建华等同志。通过张宝才为内线，采取深夜袭击战术里应外合。一举攻入川沙县青墩伪军驻点。歼灭部分伪军外，尚有一小股敌人负隅反抗。在这样紧急关头，有王三川同志开展政治攻势，喊出口号"缴枪不杀，做汉奸可耻，优待俘虏"等，于是敌人乖乖的全部放下武器。此战全俘上海市驻守青墩伪军警一个排二十多人，并缴获全
部日式武器(三八式)二十多枝，木壳枪一枝，我军一无伤亡。这次胜利的经验，并有王三川同志向第二期教导队全体学员介绍了战斗经过和经验教训，鼓舞了学员的学习热情。
一九四一年春，五支队一大队进攻南汇南门外李家桥伪军驻点，迫使伪军撤离李家桥驻点。
一九四一年春，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将中心县委改名为路南特委。成立了浙东军分委，有吕炳奎、金子明、王仲良。派遣有璋、蔡群帆根据敌进我亦进原则，组织向浙东方向进军。
一九四一年三月中旬，由常备大队长潘林儒率领常备一中队，五中队等百余人，在坦直桥东南姚桥附近突然遭遇从新场、南汇出动的伪军包围。仓忙应战，一中队长张阿虎、五中队长翁振帮同志牺牲，其余部队突围。
一九四一年三月根据中共浦委指示，派朱人侠一人通过夏履之关系，负责和顽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驻浙东办事处(即宗德公署)，薛天白和忠义救国军孙云达拉上关系。不久，有连柏生派朱人俊、潘林儒、张大鹏、吴德标、谭中华等八人，配备一个班人员，在浙东登陆和朱人侠联系。在三月中旬，日寇发动宁绍战役。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浙东三北一线全部落入敌寇之手。我军为了避免正面迎击，根据浙东军分委指示，有朱人俊等同志，率领全部仍返浦东。
一九四一年四月，根据五支队部决定将第二期教导队提前结束。
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五支三大队有沈光中任大队长率领一百多人，深夜向驻守在瓦屑的伪军发动进攻(即现在瓦屑公社粮管所)。沈光中、杜锐在这次战斗中受伤。
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五支一大队有张席珍、周萍等同志率领下，抽调四十余名精干人员分两个排，排长张友之、都曼林、唐水根、翁阿坤，分六个班，还有班长应祖根、张宝孝，这是根据浦委指示，向金山汇前进和周达明部队会师，浦西联成一片。第二天下午在青村港北面翁家宅，部队准备驻营过夜，拂晓前突被日寇和伪军包围。战斗很快打响，排长张友之提起机枪向被敌人封锁线扫射，迫使敌人无法进攻。再则有战士秦洪福巧妙的将敌人火力引向别处。战斗直至天黑，敌人带回尸体而撤退。此战我金留声指导员等同志阵亡。部队继续向金山方向挺进，由于黄浦水流湍急，应祖根不幸牺牲。部队渡江后，因缺乏群众基础，情报不灵。相反敌人情报很灵，联续不段的遭遇了敌伪军袭击。至此，部队处处遇敌。决定向西挺进的计划，暂告停止，撤回原防。
一九四一年春，日寇发现浦东第五支队抗日力量。日见强大且也发觉在伪军十三师五十团内部不稳。决定在清乡前，先将五十团一部分调离浦东。浦委得悉日伪方的行动计划，迅速决定将五十团的部分武装，乘日寇在浙东一线尚未占领广大农村。而国民党也无暇控制以前，先下手为强。于五月间首次派姜文光、朱人俊、张大鹏、陆阳等率领五十团三营八连一个排，五支队一个班，约五十余人组成先谴部队，陆续南渡抗州湾去浙东三北地区登陆。就利用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游击指挥部，以"宗德公署"名义，活跃在三北。浒山、横河、新浦沿一线。为发展浙东新区工作的前奏。
一九四一年五月，根据五支队决定，将十多个常备中队合并后成立二个训练部。第一训练部主任吴锡钦，第二训练部主任有张正贤、陈金达等。还有常备大队的一个特务区队，有夏筱搪负责。分头集中后有二百余人，施以初级的军政训练。经过三个多月之后，淘汰了四五十人，集中在大队部一起行动。此时有五支队部委派从江抗回浦东的黄玉任军事教练。
一九四一年六月，淞沪游击指挥部第五支队决定，派第二批部队有蔡群帆、林有璋同志率领第四大队二个中队人员一百五十多人，在六月中旬渡江南下，到达浙东。在姚北相公殿一带，和姜文光、朱人侠等同志的宗德部队第三大队的配合下，一周内对日寇两次战斗，打得敌人弃尸溃逃。五支四大区队长姜长发同志牺牲。首战告捷，奠定开创浙东新区的桥头堡垒。
八十老兵瞿剑白赋词；
回忆前情四十一年(即一九四一)，浙东登陆刚三天；
我军伏击相公殿， 日寇号淘姚海边；
首次旗开获得胜， 人民慰劳都争先；
歌声唱得应天响， 大指一伸额角前。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除五支四大已有蔡群帆、林有璋等南渡浙东和朱亚民、张席珍、金子明三人参加浙南考察团赴苏北新四军军部参观外，其余尚有五支一大的有凌汉琪、周萍、夏治行等率领战斗员一百多人，全部装备三八式步枪和机枪，每人发弹100多发，组成三个排。排长张友之、翁阿坤、王庆林、周才荣，文书贾滨、文教沈步焦，侦察员杜锐、范光根、通讯员金文华，再次向南桥、金山卫一带挺进。当时部队处在高度流动，又要坚持反请乡、反扫荡的环境下，钻在敌人心脏，扩大游击区。敌伪军在每个村庄都搞起了守望队，来找我们麻烦，使我军不得不边走边打。部队到达南桥附近，被守望队和日寇一起向我围攻。打了二个多小时，将二股敌人打缩回去。没想到第二天又遇上伪军四十九团和伪特务团，情况十分危急。敌我力量不但悬殊，而且我军是孤军作战。从上午一直打起至下午二时左右，双方损失很大，有被全歼危险。这时大队附周萍负重伤，他命令部队不要管他的生命安全，要部队全力突围。而在阻击敌人过程中，周大队附的伤势过重，昏死过去，于是有杜锐、周才荣等将周大队附身上的公文件取下，部队全部突围，撤回原防。周萍同志不久在地方党通过社交关系营救而归队。
一九四一年八，九月间，都曼林根据党组织决定，以都任组长和唐水根、卫金兰三人通过一个伪军排长关系，去伪十三师师部丁锡山部队任策反工作，编入了伪十三师教导旅(实际一个教导大队)。旅长尹殿武，地址在奉贤三官堂。镇上有一家小烟纸店的老板娘作联络点，准备里应外合缴尹殿武的枪。已约好某日某晚十一时许的岗哨就是都等人，又争取部分伪军控制了边门。五支队一大一中队有凌汉琪等率领约五十余人在深夜摸进岗哨，被带路的人领错了路。战士储××先行打枪，被敌人发觉而没有成功，部队迅速撤退。
不久有烟纸店老板娘通知，都曼林等三人撤离归队，据杜曼林回忆，那天晚上他们已控制了敌人重机枪和警卫排。作了充分准备，并对尹殿武住房路线已侦察清楚。如果不带错路，里应外合是很有把握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间，由姚镜仁率领我党领导下的守望队(以伪五十团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一百多人，又渡江到浙东，改编充实姜文光部队的第三大队。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浦委决定再派朱人俊、吴建功、方晓、黄明等率领伪五十团二营六连、三营八连及第二期未结业的集训队员共三百多人枪，南渡浙东。整编为"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朱人俊任司令。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日寇在苏南的清乡、扫荡计划破产后，发现浦东地区伪五十团内部的变化，和淞沪游击五支队到处袭击伪驻点，动摇了伪政权的建设。不能不回师向浦东再一次进行清乡、扫荡。鉴于形势起变化，于十月份五支一大有凌汉琪等南下去浙东。十月份常备大队在潘林儒等同志率领下，约一百五十余，也南渡浙东。改编为四大队一中队，队长杨俊，政指许培元、陈友新。后有王荣贵任中队长。这样浦东地区大部分队伍离去，敌人无乡可清，就此结束。
一九四二年初，日寇发现我军云集于浙东，又阴谋在浙东地区计划大规模扫荡。浙东军分委决定，派出一部分向金肖挺进，另一路有王荣贵率领四大一中队仍回浦东坚持原地斗争。再有组织两栖部队在三北沿海活动，必要时漂洋涉海并随带电台一架，来往于浦东、浙东之间的海防中队。
一九四二年一月间，由王荣贵、陈君宜，率领四大一中从浙东回浦东后，刚从江南参观回来，朱亚民、张席珍同志继续担任浦东的党和军队领导工作。
一九四二年春节后，从四大一中抽调吴锡钦去五支队第五大队。是将十四、十五两个常备中队合并的。大队长周振庭，吴担任政指。不久，五支队派黄玉担任中队长。
一九四二年春，五支四大蔡群帆、林有璋派胡汉萍去苏北送信给粟裕同志。成立中共上海浙东海上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一光，付书记张晓初。并在苏北、川沙、南汇、奉贤、浙东建设联络站。取得了和新四军军部的交通，及时获得上级的指示。还担任运送干部。
一九四二年五、六月，五支队长连柏生和土顽国民党部队马柏生，专门举行了一次会谈。因为马柏生部队常来我军活动地区，想拉一点人枪到马柏生那里。更重要的是他要破坏我方游击区建设，在谈判的时候，有朱亚民担任保镖。而马柏生保镖叫马千里，说是个好枪手，能打香头，是一个老牌军统。谈判时，马吹嘘国民党如何有办法。枪有的是，临走时还说送枪给我们，实际都是滑头，只送了几十发子弹。
一九四二年五，六月，留在浦东的四大一中(因此张席珍一大队长，故叫一大队)，由张席珍率领赴浙东。还仅剩下五大队一中队，朱亚民负责坚持浦东工作。在五大队担任大队付，活动的地区也扩大到南汇县的第一、二、三、七、八等五个区，并成立了一、二、三、七、八等五个区的联合办事处，由五支队秘书鲍季良兼联合办事处主任。下设区政府，从事征收救国公粮，及海港货物进口税，办理教育等工作。征收所得，除供应浦东给养，兴办地方教育经费等外，还可送缴浙东、苏北等地。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在浦东的部队，大部分已向南挺进，仅留五大队有人枪一百三、四十人。在辽阔的平原上土顽和伪军也蠢蠢欲动。于五、六月间，有我部蒋建中从上海采购的药品及军用物资，存放在金阿妙家中(即现在东海公社)。被土顽发觉，到金家捉去了蒋建中和金阿妙儿子大官等人。组织得悉后，通过当地乡长郁XX要他们去说明捉人的利害关系，限期释放。最后，化去了十多石米，释放出来，药品物资没有受到损失。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浙赣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浙东形势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游击战争，决定了成立中共浙东区党委。
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华中抗日根据地，派谭启龙同志去浙东工作。有周一光同志陪同下,从上海太仓路286号大华公寓，由吴德标领往浦东、川沙、金家桥药店。再有张晓初、张大鹏、丁金生等，还有五支队长连柏生陪同，从浦东渡海护送浙东。为建立中共浙东区党委作好准备。
一九四二年六月初，五大队在朱亚民率领下，去奉贤方向遇上顽方马柏生、艾庆章顽固派部队。派出的侦察员被我哨兵当场擒住，令其缴枪，使顽方侦察员乖乖放下武器。经朱大队付查问，他们是寻找战机，想吃掉我们。经教育释放。顽方见到我军警戒严密，不敢轻举妄动，而远离我军驻地。
一九四二年七月间，有周一光、张晓初、胡汉萍等同志从浦东潘家泓护送干部有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张季论、余旭、沈菊祥、陈才林等同志去浙东，不久成立浙东区党委。
一九四二年七月间，武工队员金济等三人去新场镇执行任务，被伪军发现开枪追击，金当场牺牲。后来，有朱亚民同志组织了五大一中队，突击教会了"五月的鲜花"一首歌曲，于七月间在薛家泓西北顾家宅召开金济同志的追悼会，在会上领唱，以致缅念。日寇再次准备在浦东清乡，这次计划比较以往庞大。他们根据苏南清乡经验，计划在沿海护塘百余里，每隔三里一个岗哨。岗哨之间打上竹篱笆，昼夜巡防，相互呼应。实行保甲连座制度，发现游击战士，珠连一保一甲。大小各镇，屯足兵力。在交通要道重兵守备，专门训练一批特工人员，穿上便衣下乡探听我军情。浦委分析了形势，为了避实就虚，趋利避害。将在浦东所有部队(实际只有五大队)，转移去浙东。并撤销地方工作委员会，及下设各级组织。改变为秘密单线领导，由陈文祥负责。并在奉贤有朱刚中队长，祝桥、盐仓有陈金达、卫民、周玖等组织了武工队员，留在浦东，秘密活动，不时骚扰敌人。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大队在周振庭、朱亚民等同志率领下，从浦东渡海南下。在浙东慈溪古窑浦登陆。部队奉命整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一中队，周振庭仍担任大队长。黄玉任中队长，吴锡钦任政指。这个中队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被浙东司令部命名为"观杰中队"。
浦东地区是在山东-苏北-浦东-浙东沿海交通的枢纽，向西南发展，可同淞沪青连成一片。在军事上对上海可以形成一个包围圈，有它战略意义。它频临上海并控制了这个地区，则对伪政权威胁很大。上海也是有国际交往的中心大城市，有影响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威望的政治意义。这个地区物产丰富、资料充足，经济收益可以供给当地军队，还可以上缴浙东、苏北我军部队。再有浦东人民对党、对抗日武装部队已建立血肉相联，也要求浙东区党委派武装保卫他们。据此 浙东区党委决定，仍派朱亚民回浦东坚持斗争。
一九四二年九月，朱亚民同志根据浙东区党委提出了坚持浦东的工作方针、政策、路线等一系列指示。从五大队一中队内抽调李阿全、金文华、路秋如、张宝生、徐宝生、唐锦新、瞿阿银（后投敌）、董金根、王志欣(叛变)、许培元、陶生祥等十一名，仍返浦东。并和坚持在浦东、奉贤、祝桥一线的朱刚、陈金达、卫民、周玖等同志接上关系，还有黄志英（叛变）。就是这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活跃在浦东平原，继续不懈的斗争。(待续)
--根据陈金达同志保留资料"浦东部队的发展"。
--陈金达
赵国庆2007-11-15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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