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书生活
我8岁那年，父亲送我到叔祖父连书楼办的私塾读书，给我取个学名叫连圣才。
1915年，我上祝桥毓秀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转入第五高等小学。这所学校比较正规，以语文、英语、算术为主，还有历史、地理、理化、修身等课程。教师对学生也比较民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我在高小读书时，教历史、地理课的老师季庆仁经常给我们讲历史故事和当今的事件，对我认识中国、认识社会帮助很大。我高小毕业时，学校已改称南汇县祝桥小学。校长闵捷治因任用进步教师季庆仁而被南汇县教育局撤销校长职务，季庆仁老师被开除。教育局的这些做法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坏的影响。
1922年，我考入上海邮务海关学院，课本都是英文本。1923年上半年，我参加毕业考试，获得第一名。我毕业后到上海私立大夏大学继续读书。后来，由于亲友不能再资助，家庭又无力负担，我只好离开学校，回家寻找工作。
二、教书的岁月
1925年，我被介绍到本乡凉亭小学当教员。这个学校设在顾家祠堂里，规模很小，一、二、三、四年级只有1个教室，学生不足60人。学校由校董顾辛臣管理。我热爱小学教员的工作，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成长为有用之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
我在该校任教一年。在这期间，受当时北伐战争的影响，我脑海里"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改造中国"的思想比较强烈。在教学中，我经常利用机会给学生们讲北伐和国民革命的事件。后来，我讲的这些内容被校董顾辛臣发觉，他出面干涉，和我辩论。他无言以对，最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我辞退了。
此后，我经亲友介绍，先后到南汇县陈桥小学、七灶小学、横沔小学、川沙惠北小学、上海洋泾中学担任教职员。这些学校规模较大，教学管理也比较严，但都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对师生言行控制很严，稍有违反，就要挨整。1931年夏，我因支持惠北小学的教师控告校长办学腐败的正义行动，被校长诬为煽动学潮而被捕入狱，经亲友取保释放。1935年春，洋泾中学校长宴请我们教、职员时，我发了几句牢骚，讲了一些不满现状的话，差一点被作为反政府言行查处。后经我姑父(洋泾中学教务主任)孙楚云的周旋，一场风波才告平息。这些事件，使我感到忧愤，渴望改变现实的黑暗。
三、参加抗日斗争，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我在中国共产党"全民动员，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号召下，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回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走上了抗日革命道路。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
回家乡不久，我即与进步青年王才林、王义生、林有璋等在共产党员姜文奎、蔡志伦(又名蔡悲鸿、蔡辉)等指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我们一面向当地群众进行抗日宣传，一面争取团结地方部队抗日。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我意识到当地乌合之众的地方部队陈王武部毫无纪律，一触即溃，无法改造。于是，决心创建自己的部队。
四、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
为创建自己的部队，我们商量从恢复二区区公所工作开始，于是分头发动，通过南汇县第二区各界代表向南汇县县政府推荐，并通过南汇县县政府秘书(我的老师)季庆仁的帮助，任命我为南汇县第二区区长，王才林为区公所助理员兼澜港乡长，林有璋为长沟乡乡长，潘子明等为区公所职员。区公所的成立，为我们自己革命武装的建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8年初，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浦委)成立以后，我们就在浦委的领导下，在二区区公所所在地区长沟、大沙等乡，组织失业工人、农民、知识青年进行训练，准备成立抗日自卫武装。由于中途遭到南汇县保卫团团副孙运达的阻挠和破坏，被迫解散。后来，我们决定从学员中选择郁德祥等8人，到"保卫二中"(当时我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参加短期训练，准备东山再起。
8月中旬，浦委组织我和王才林、王义生、林有璋、鲍季良等到泥城"保卫二中"向周大根学习组建部队的经验。9月，我按照浦委书记陈静的指示，打通南汇县保卫团团副孙运达的关系，取得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的番号，但组织的部队尚缺少枪支。当时，盐仓的商人周毛纪有12支枪，未取得合法的番号。我以区长兼第四中队队长的身份找他。他也想利用区公所的关系和"保卫四中"的番号。这样，他就与"保卫四中"合并，由我任中队长，王才林、周毛纪为中队副，沈光中为教官，共20多人。
开始，部队活动在盐仓西叶家石桥一带。不久，浦委先后派王义生、王三川、姚石夷任"保卫四中"政训员，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同时，上级党组织又送来了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及其他进步书籍、杂志，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此时，在"保卫二中"学习的郁德祥等一批同志携带全副武装("保卫二中"周大根赠送的)回到"保卫四中"，增强了部队的力量。
"保卫四中"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日伪军的战斗。1938年11月，部队夜袭祝桥镇日军守备队，并散发抗日传单。1939年初春，日军进占南汇县城，"保卫四中"与从奉贤来长沟乡活动的"保卫二中"并肩袭扰了南汇县城内立足未稳的日军，迫使日军不久就撤离了南汇县城。1939年5月31日，"保卫四中"与"边抗四大"(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潘家泓南北夹击来犯的日军，打死4人(其中击毙军官1名)、打伤4人。这些战斗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和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保卫四中"中队副周毛纪被我镇压后，部队进行了整顿，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我和王才林仍任中队长、中队副，沈光中任教官，下辖2个区队、1个流动队。一区队队长由沈光中兼，张大鹏任区队副兼流动队队长；蔡鹤呜任二区队队长。部队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有关理论，总结了"保卫二中"正面迎击敌人而被动挨打的教训。经过一年多艰苦、曲折的斗争，部队威望大增，人员和武器增多。1939年6月，经我通过关系，将"保卫四中"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我任大队长，王才林任大队副，林有璋任军需，沈光中任教官。下设2个中队、1个特务区队。一中队由王义生任中队长、张大鹏任中队副、王三川任政训员。二中队由陈静(浦委书记)兼中队长、张晓初任中队副(后为张席珍)。特务区队队长由林有璋兼任(后为戚大钧)。"抗卫二大"在党的领导下，教育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官兵平等、相互学习，并在部队中开展建党活动，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初步建立起一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人民军队。
1939年，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投敌，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京、沪、杭一带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和地方自卫队逐步分化瓦解。浦东的于陶生、李志明部队撤走，丁锡山(后于1947年光荣起义，1948年2月18日在青浦沈巷与敌作战中牺牲，追认为烈士)、顾立峰、陈王武等部队先后投降日军，公开反共。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卫二大"坚持革命立场，独树一帜，顽强地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五、与周毛纪、胡振海的斗争
部队初建时，"保卫四中，，中队副周毛纪心怀异志，企图把部队拉到"忠义救国军"于陶生部的胡振海大队。加之他利用自己负责征集钱、粮之便，化公为私，把部队军费挪作经商之用，账目不清。
1939年3月4日(农历正月十四)，在盐仓镇以西的叶家祠堂内，我召集周毛纪、王义生、王三川、沈光中等一起开会，要周毛纪交清账目。他做贼心虚，说我故意要他难堪，就一手揪住我，并以手枪逼我出去。我当即反抗，夺住手枪枪就响了，子弹射中旁边王义生的脸颊，旁边的同志即将周毛纪当场击毙。当晚，部队冒着大雨转移到长沟乡。
不久，"保卫四中"应当地群众的要求，又进驻叶家石桥附近，突然被周毛纪的结拜兄弟、"忠救军"胡振海三面包围。王三川指挥部队将其击退。后来获悉，顽敌胡振海利用当地地痞李×坐探、监视"保卫四中"的行动，寻机挑衅。部队为了站住脚，打击土匪扰乱，由张大鹏、郁德祥、张友知等组成了一支流动队，开展除奸活动，不久处决了李×，拔除了"钉子"。
为了制止胡振海再度报复，我亲自去"忠救军"第一大队长李文元处搞统战工作，请他出面调解。李文元是于陶生的嫡系，他与胡振海有矛盾，胡振海也怕他。李部有一次打了日本鬼子，我曾与群众一起去慰劳过。从此，李部和我们建立起了友好关系。我去找他时说：周毛纪要杀害我，因而被打死的，并说明胡振海围攻我部的情况。我们希望一致抗日，请他出来调解。李文元表示同意，随即打电话给胡振海，要他不打我们。胡振海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只得答应了。
此时，浦东群众传说：周毛纪要害死连柏生是早有打算的。正月十二晚上，周毛纪知道连柏生有事回了家，便带了他的警卫员雇了一条小船欲去连柏生的家，想害死连。结果警卫员和摇船的人假装迷路，船摇到天亮也没摇到连家。周毛纪的阴谋没有得逞。这是由摇船人讲出来的。我得知后曾当面问过他，证实了这件事。周毛纪死后，周的警卫员把他的手枪交给我时，也承认周毛纪有过谋杀我的阴谋。这件事也说明，我们在群众中已有较好的基础。由于周毛纪警卫员和船夫的帮助，我当时幸免于难。
六、反"扫荡"斗争
1939年以后，只有我"抗卫二大"在浦东坚持抗战。1940年2月25日，日寇集中2000多兵力，企图围歼我"抗卫二大"。
日寇北起江镇、南迄老港、西至钦公堂一线，对我进行疯狂的"扫荡"，海面上也派出汽艇配合，实行水陆合围。我"抗卫二大"大队部和"二大一中"的干部、战士五十多人，被压缩在东西十余华里、南北三十余华里的狭小地区。
敌人采用"拉网式包围、梳篦式搜索"。因此，我部干部、战士十多人被捕。"二大一中"区队长林阿本等六人在二灶泓被敌人抓住后，当场遇害。我中共浦委委员朱君务和叶深中等六位同志在望楼乡被捕之后，关押在祝桥镇上。敌人派商会会长来劝降，被朱君务等严词拒绝。任凭敌人严刑拷打，软硬兼施，他们坚贞不屈。最后，朱君务等六人被敌人一刀一刀地刺死，临死前，他们还高呼口号，充分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英雄
气概。
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我部队绝大部分安全突围，广大群众掩护子弟兵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当时，我在祝桥东北望楼乡半塘村杨家宅附近，因病不能突围，便跑进一家农户。农妇傅家囡立即让我抱着她的孩子睡在床上，蒙上被子。敌人追问时，她说我是她的丈夫，生病发高烧，不能惊动。由于她的机智勇敢，我得以安全脱险。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七、去"江抗"参观、学习
1940年5月，我去"江抗"晋见谭震林，组织我们参观、学习部队经验，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以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论述。
谭震林同志曾多次接见我们，亲切教导，对我启发、教育很大。谭震林对浦东工作作了以下几点指示：
一、对浦东部队的估价。他说，你这个部队所以能生存与发展，除党的正确领导外，你们本地干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原浦委书记陈静没有搞好与本地干部的团结，对你很不尊重。他这种作风，好比河上的浮萍不生根，终究站不住脚，要吃亏的。现在新的浦委书记金子明已去了，他一定会支持你，希望你大胆工作(1941年1月，路南特委正、副书记顾德欢、姜杰亲自来发展我入党)。
二、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浦东部队仍须坚持"灰色隐蔽"方针，不要过早暴露。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要，你要亲自抓一抓，以争取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抗击敌人。
三、苏南行政委员会任命你兼南汇县县长，是否公开行事，由当地党委决定。
当时，谭震林同志多次召见昆山的陶一球、青浦的顾复生、嘉定的吕炳奎、浦东的我等。进行教育、帮助，使我们这些地方部队的领导人能够较快地成长。现在大家回忆起来都十分感激，我们十分怀念他。
八、与第三战区打交道
1940年8月，我回到浦东。当时，部队需要扩大编制。为贯彻"灰色隐蔽"的方针，我和张晓初一同去上海打通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的关系，取得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抗卫二大"从此扩编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我任支队长，王才林为支队副，蔡群帆为政教，胡汉萍为军需。下设四个大队，一个常备大队，大队下设若干中队。
后来，据说国民党发现了苏南行政委员会任命我为南汇县县长的文件，便派郭守信部队来缴我们的枪。郭守信派他的一个副官主任黄明江先来调查情况。黄与我是同学，他就直接来部队找我，吃了一顿中饭，便去调查、了解情况。当时，为贯彻"灰色隐蔽"的方针，我们没有公开我任南汇县县长的任命令，所以，群众也确实不知道。黄明江第二次来时对我说："群众对你们部队印象很好，我父亲死后，你们也照抗日军人家属给予待遇。不过，听说你们是共产党部队，实际情况如何?"接着他说了郭守信要他来调查之事，我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们是地方抗日部队。不久，日军发动了"扫荡"，就把郭守信部队冲跑了。
九、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
1941年5月，我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陆续派部队去浙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先派蔡群帆、林有璋率领五支队第一、第四大队130多人去了浙东。此后，伪军丁锡山部的第五十团中，由我党控制的力量也先后南渡浙东，取得了鲁苏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
1942年6月，谭启龙、顾德欢、我和张席珍等率领五支一大，也由浦东到了浙东。1942年7月，华中局决定成立以谭启龙同志为书记的浙东区党委，使浙东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核。同年8月，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后改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为司令，我为副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浙东的主力部队为三、四、五支队，另外派朱亚民等12人组成一支精干的短枪队，回到浦东地区坚持抗日斗争，以保持党在上海外围的抗日阵地，该部队以后发展为1000多人的淞沪支队。
我到浙东后，着重做统战、财税和政权建设工作。1943年1月，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三北地区的财税工作，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由我兼任主任。1944年1月，浙东区党委为了团结浙东敌后各阶层人士、各党派、各团体抗击日伪，反对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逐步改造旧有的基层政权机构，在四明山的姚南茭湖村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构，我任主席。同时，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制定和颁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施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各方面的、有计划的建设，标志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浙东区党委为了广泛动员全区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1月，在四明山的梁弄召开了有108人参加的浙东各界人民临时代表会议。会上，谭启龙、何克希和我分别作了政治、军事和行政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谭启龙代表区党委提出的《施政纲领》。会议选举产生了浙东行政委员会，以我和吴山民、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郭静唐、王仲良、罗白桦、朱人俊、黄源为委员。选举产生了浙东参议会，谭启龙为议长，郭静唐、何燮候为副议长。大会最后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等8个通电。
--连柏生(1908年12月～199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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