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成立于1937年冬，是我党领导下浦东最早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它作战英勇，纪律严明，深为群众所拥护，得到各界人士的赞扬。最后，由于浦东工委负责人决策错误，导致部队的失败。至今虽已过了40多年，但部队的光荣业绩仍为人们所称道，而对它最后失败的前因后果，因以讹传讹，众说不一。目前，这支部队幸存的干部只有王健英(原名叶光)、陈友新(原名吴掌林)和我了，作为在该部队工作时间较长的亲身经历者，我有责任把我当年接触到的情况，认真回忆，如实记述，以供撰写史志者参考。
我第一次到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是1938年8月中旬。那时正是"八一三"一周年纪念日，"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于陶生部袭扰祝桥日军据点，被日军反击，追过四团仓，烧毁全镇，直追到南汇城才返防。以后，南汇县第二区区长连柏生、助理王才林等鉴于当地乌合之众的地方部队陈王武部毫无纪律，一触即溃，无法改造，准备创建自己的部队，但又缺乏经验，急需向先行一步的先进部队取经。他们仰慕由共产党员周秋萍领导的人称模范部队的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之名，约了王义生、林有璋(即林达)和我，连他们两人共5人，从四团仓以西叶家石桥的第二区公所出发，途经南汇城、大团镇等地，步行50多里，去泥城南横港，会见二中队长周秋萍，向他请教。
我们走过南横港之西的马厂，就遇到二中队的一个!Z．队岗哨，说明来意后，就直趋南横港二中队队部，在距中队部半里之遥，已听到部队操练的口令声和整齐的步伐声，不由得引起我们的敬仰之情，深切地感到平时勤训练，战时才能打胜仗，：：：中队的声誉确实名不虚传。
我们到了中队部，就由身材魁梧、背略驼的中队长周秋萍亲自接见，在座的还有身躯颀长、面容清癯的参谋郭君毅，他们了解我们的要求以后，就豪爽地把二中队的创立经过，人员、枪支的来源，给养经费如何向防区所辖的5个乡筹募，部队如何训练等等，详详细细、毫无保留地作了介绍。对于连柏生提出要求商借军事教练、代为培训骨干、转让部分枪支弹药等，都慷慨地允诺了，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创建部队的决心和信心，满怀希望，高高兴兴地回来。
我第二次见到周秋萍是同年9月间在奉贤县青村港镇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团部。那次是周因事去上海，路过青村港，顺便与自卫团长、共产党员蔡辉会晤，商谈工作。这时我在自卫团当秘书处长，有幸与周等叙谈，大家从国际、国内及浦东形势到部队当前工作等无所不谈。在谈话中，我深深地敬佩他对形势了如指掌，对当前工作的意见深透中肯，当他议论国事，谈到沉痛处，还哼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杜甫的诗句，充分表现他能文能武，的确不愧为浦东模范部队的负责人。
1938年10月下旬，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在"忠义救国军"三支队李志明部与八支队丁锡山部火并中，处境险恶，被逼挤垮，团部解散，我经组织决定，由王三川、姚镜人陪同，偕戚大钧到二中队工作。从此作为二中队的一个成员，工作到二中队被搞垮为止。
我到二中队工作时，正是二中队最兴旺时期，编制有5个区队，分驻马厂、彭镇、城南等5个乡，有人枪200余，轻机枪10挺。中队部设在南横港朱姓地主的住宅内，机构十分庞大，除中队长周秋萍、中队副吴建功外，有参谋郭君毅、马祖援、唐让，政训员朱君务(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委员)、姜文奎、姜文光、陈文祥(后名陈伯亮)，军需胡汉萍，军事教官沈光中、徐进昌，副官张鹤年、顾亚光、徐根生，文化教员闻晓等(我当文书)，不下一二十人，加上5个区队的正副区队长10人，干部编制不少于一个大队，11月初，周秋萍、郭君毅、姜文光的同乡、统战对象顾小汀(在上海开过猪行，周、郭、姜等曾当过猪行的职员)从上海经海上代买来重机枪1挺及步枪等军火，介绍曾当过国民党军队连、排长的李芳、马元麟、许嘉鹏等来队当区队长，党组织还不断从上海难民收容所动员失业工人、青年学生等多人充实部队，整个部队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兴旺气象。
当时二中队的部队生活正规而活跃，一日两餐，每天三次操练，一堂政治课或文化课，一堂军事课。部队流传的顺口溜有"稍息立正，一天两顿"、"一天三操两讲堂，吃的咸菜汤，睡的没脚床"，生活是艰苦的，精神却很愉快而活泼。操练的口令声、文化课的歌声，此起彼伏，声闻数里。政治课的内容由政训员以《论持久战》等论著为依据，自编教材，进行通俗的宣讲。军事课除采用步兵操典外，还宣讲游击战等内容，文化课教学识字课本，并教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政治上官兵平等，相互尊重。生活上官兵吃同样的饭菜，薪饷一律每人每月5元，大家说是五百钱一工(当时一元合三千钱，五元合十五千)，这些做法与旧军队截然不同。由于不讲策略，过早暴露了革命部队的面目，为各界人士所注目，更被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种下了日后被打击的祸根。
二中队所处的环境十分险恶而复杂。当时沿黄浦江和浦东西、北部的周浦、川沙、祝桥及西南部的南桥已被曰军占领，并不时伺隙向东"扫荡"。新场、南汇、大团、奉城等城镇为"忠义救国军"第三、四、八支队所盘踞，这些部队之间时常火并，并欺压人民，闹得地方鸡犬不宁。二中队防地之北，是地主武装徐家杰部保卫团第一中队的势力范围，距二中队不远，就在泥城角西南驻有以国民党南汇县长夏履之为后台的地方实力派顾立峰部队。这后两支部队与二中队表面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但也各有图谋，互不相让。这些地方部队与"忠义救国军"之间又有客军与土著部队的矛盾，大家相互防范，防止"大鱼吃小鱼"，为他人所
吞并，特别是自称南汇县长的于陶生的"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与以国民党南汇县长夏履之为后台的顾立峰部队，势不两立，于部自恃实力较强，必欲消灭顾部而后快，形势极为紧张。
11月中旬，于陶生调集所属各大队，直驱泥城，找顾立峰寻衅，这时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书记陈静以周中队长的友人身份来二中队指导工作。二中队为免遭"忠义救国军"吞并，经陈同意，撤出南横港，移驻横港以南的张鹤年家更楼，据以自保，南横港一时就被于陶生一部所占领，二中队与顾立峰部同为本地部队，虽同情顾部，但也不敢开罪于部，对于、顾两部的冲突，只好严守中立。一中队徐家杰部也与二中队持同样态度，冲突结果，于部包围了顾部，激战终日，顾部突围而走，其宿营地的居民住宅为于部所烧毁，于部也就得胜而去。这一仗顾部没有被消灭，仍保有相当实力，顾立峰认为二中队在冲突中把横港让给于部，客观上帮助了于部，因此对二中队怀恨在心，结下了深仇，为以后顾部趁日军"扫荡"夺取二中队防区，埋下了隐患。
12月上旬，风闻周浦、祝桥等处日军将大举向东南方向"扫荡"，原驻新场、南汇城、大团等地的"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于陶生部纷纷撤走。日军如人无人之境，不费一枪一弹，直达大团镇。二中队于14日得悉日军已到大团，并有向东骚扰之势，即把部队分驻于沈家更楼等处，15日上午，泥城上空有日军飞机盘旋侦察，二中队并得情报日军将从大团向东搜索前进。周秋萍与郭君毅商量后，下午4时许，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部队撤到泥城以南的南城乡到角头港一带，待机行事。当时的部署是自西向东把5个区队分驻于几个村子里，中队部的干部分散到各个区队里，我被分派到驻在最西头的马元麟区队，中队长周秋萍往来于5个区队间巡回指挥。
16日凌晨工时许，接到情报，日军已乘黑夜进入泥城。二中队即全部作好迎战的准备，上午8时提早吃饭，准备战斗。饭后不久，约9时许，在马元麟区队的东北不到半里，发现日本"膏药旗"和穿黄军装的日军已进入一个村子，有几家民房已被焚烧，一架日军飞机又来上空盘旋。马元麟因这一区队孤悬在最西面，势孤力单，即率部向西南方向撤走，家在本地的中队部文职干部三三两两离队走散，我随马部行动，到另一个村子里隐蔽，一会儿，下了一阵雨，雨停后，忽闻东边机枪、步枪声大作，知道东边的四区队已与日军激战，马元麟即率部向东策应，抄击日军的后背。我与几个徒手人员留在村子里，只见东边上空浓烟
飞腾，日军又在焚烧民房了。下午3时许，东边枪声停止，却不见马部回来，我们几个人就向西南方向走去。在彭镇乡乡长吴超家附近，遇到马元麟所率区队正埋伏在干涸的小河底，一面警戒，一面休息。时天色渐渐黑下来，部队当天还没有吃上第二顿饭，马元麟要我去吴超家接洽，请村民帮我们做饭。我正在吴家接洽时，又闻枪声大作，原来日军从东向西赶来，与马部接火了。我这时回不了部队，与村民分散伏在田野里，只见东首不远处，日军又在火烧民房，火光冲天，老百姓哭喊声不绝。过了半小时许，枪声停止，日军吹起集合的军号，向大团方向窜去了。这时我不知道马部在哪里，摸黑向西南寻去，又毫无声息，就暂息在
农民家屋檐下，一直到天明。
17日晨，我离开农民家，往东寻找我们部队，路上碰到姜文奎同志，他见我身上沾满污泥，目标显著，就用小船送我到他的亲戚家，酣睡到天黑。一觉醒来，听到传说，周秋萍中队长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部队已被打散，所有二中队原驻地已被顾立峰部占去了。
我又在姜文奎家住了三四天，参加了周秋萍家"三朝"的吊祭。一天傍晚，又听见连发的枪声，姜家全家和我疑是日军又窜来骚扰，忙躲在河边蟹棚里，枪声停了好一会儿才回来。第五天，姜文光得知我部已在奉贤县东部民福乡集中，他就找了失散在外的朱君务、闻晓，带了他们两人和我，步行向西，经过偷鸭泐以南的海塘，直达民福乡我部集中地归队。
民福乡是二中队参谋马祖援、唐让的家乡。乡里曾派吴掌林(现名陈友新)等许多青年来二中队工作和学习，群众对我们是有好感的，他们对二中队来民福乡集中，极表欢迎，希望我部长期驻在乡里，不再离去。这时部队已集中了三四十人，连日来还有人陆续归队。在同志们交谈中，才知道那天在彭镇乡与日军打了半小时以后，由班长聂海东带部队沿海滩到了民福乡，在作战时马元麟也失散了。前天傍晚在姜家听到的枪声，原来是马元麟被顾立峰部茅竹青的人追击，被他们紧迫不舍，马打了一阵手枪后，他们才停止追赶。我们对顾立峰部乘人之危，追击我人员，强占我驻地，以报私仇，十分气愤，但我们力量已受削弱，无可奈何了。
原驻地被占，二中队失去了筹饷的基地，为了维持部队的生活，唐让、吴掌林等即在乡里筹措部队经费，一直到部队离开。
一月上旬，由保卫团总团部在大团召开周秋萍中队长的追悼会，会前由我起草了祭文，并和姜文光合作依照旧歌谱写了一首追悼歌，教战士们歌唱，会上我代表我部读了祭文，那天到会的有全县各部队和各界的代表数百人，挤满了会场，保卫团四中队由王才林等写了新文字的挽联和标语，陈列在会场上，颇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不久，吴建功继任中队长，失散的干部战士归队的也越来越多，但中队部有些人离队不归，机构倒比较精干了。
民福乡群众对二中队能长期留下来，十分高兴，他们迫切要求部队为民除害，部队应群众的要求，逮捕了在当地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的恶霸陈三夫妇。经过审讯，陈犯夫妇供认了累累罪行，当即把他们关押，等待处决。第二天，驻在民福乡以北六里的南四团镇上的"忠义救国军"四支队第一大队李文元部中队长褚某，派一个姓田的区队长来队，向马元麟说情，说陈是褚中队长的拜把弟兄，要求把陈三夫妇放走，为马元麟所拒绝，田悻悻而去。翌日，二中队在群众迫切要求下，把陈三夫妇押到公共场所，当众枪决。姜文光当场代表我们部队向围观群众高声演讲，历数陈三夫妇的罪行，说明为了地方的安宁，为人民镇压
了这一恶霸，欢声雷动。
过了两天，部队接到李文元来信，信中大骂我部胡作非为，恫吓说一定要为陈三报仇，"即使你马元麟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找你算帐!"紧接着，我部四周发现有"忠义救国军"部队巡逻侦察，马元麟马上带头在营地周围挖掘战壕和单人掩体，准备迎战来犯的反动军队，但我部在新受创伤之后，元气尚未恢复，而且目前又孤立无援，彼众我寡，形势十分紧张。
一天傍晚，保卫团总团副孙运达由中队长吴建功陪同来队，经过磋商后，当夜就率二中队离开民福乡，转移到大团以东五里的严家更楼，暂时住下。这时既失去了民福乡人民的资助，又没有确定的防区可以征收田亩捐，以供给养。经济来源断绝，给养毫无着落，中队长吴建功只好在外面东奔西走，向各界人士筹募经费，筹到一点，只能供几天的开支，有了今天的，没有明天的，情况极为狼狈，严家更楼也不是久驻之地，有一段时期，部队转移到马厂，当时，顾小汀曾派他的一个亲戚带一些款项来马厂资助部队，但杯水车薪，仍无济于事。后经过吴中队长几天的奔波，与保卫团第四中队连柏生部商定，二中队移到长沟乡，与四
中队同驻一地，由长沟乡同时供应两个中队，就这样二中队转移到了南汇县城东北的长沟乡。
部队到达了长沟乡，驻扎在该乡西部的一个学校里。马元麟对驻扎地点等诸多不满，第二天就离队不干，回到上海去了。马走后，部队就由姜文光负责主持，朱君务却调走搞别的工作去了。不久，来了叶光当政训员，邵言回来继续当区队长，蔡鹤鸣和一位姓王的也一度来当区队长，区队又恢复到3个。人员多了，就把打埋伏的1挺轻机枪又拿了回来，轻机枪这时又恢复到6挺，总共人枪恢复到60多，在当时实力还算是不差的。
在长沟乡期间，正值四中队打死了心怀叵测的原中队副周毛纪，得罪了周毛纪的拜把弟兄"忠义救国军"四支队大队长胡振海，胡为此向四中队寻衅。二中队来了，助了四中队一臂之力，壮了四中队的声势，以后经各方调解，这一纠纷终于解决了。
1939年初春，日军进占南汇城，二中队和四中队并肩袭扰了城内立足未稳的日军，迫使其不久就撤离南汇城，这次人称为兄弟部队的两支部队的联合作战，得到各方的好评。
3月间，二中队驻在长沟乡西部，距四团仓镇较近，应镇上群众的要求，抓到了当时已离开浦东的"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徐承德部留下的一个区队长。此人曾多次向人民敲诈勒索，深为群众所痛恨，经过审讯后，就枪决了。
二中队在长沟乡本来情况是很好的，但好景不长，据说是因为一个乡无力供应二、四中队两个部队，经过各方磋商，二中队又由吴建功中队长率领，转移到了六灶镇乡下，真是到处流浪，求食四方。 ．
六灶一带是"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第五大队土著大队长奚庚辛的势力范围，二中队到达的第二天上午，奚庚辛由保卫团总团副孙云达陪同，来队"犒赏"我部，每人银洋2元，以收买人心。奚庚辛是不怀好意的，过了二三天，中队长刚巧有事外出，姜文光已被调走，奚庚辛率部来到我部附近，并派通信员通知我部，要我们开进一个庙里集合。我部王姓区队长等看到部队一进庙门，就有被包围缴械的可能，因此予以拒绝，与已经开到附近的奚部相持不下，闹成僵局，不欢而罢。
鉴于部队在六灶附近有被奚庚辛部吞并的危险，二中队不得不折回长沟乡。在四中队队部，吴建功、邵言和我与四中队长连柏生商谈二中队今后的给养问题，连中队长仍诉说一个地区实在无力维持两个中队的给养，最后，只好决定此后向于陶生的保卫团总团部具领经费。当然，领了人家的经费，就要受人家的调遣了。(其实，一个地区能不能供应两个中队呢?就在同年下半年，四中队扩编为抗卫第二大队，辖有两个多中队，仍由同一地区供应给养，这足以充分证明一个地区还是能够供应两个中队的，但这已成为题外话了。)
由于吴中队长要经常在外奔走活动，部队没有军事干部负责主持，就由李芳回来当中队副，主持部队工作(李芳、许嘉鹏于去年与日军激战后，已回到上海)。不久，就由李芳带队，被于陶生的保卫团总团部调往万祥，在万祥住了几天，又被派往李家桥驻防。李家桥之西3公里就是新场日军据点，于陶生把我部放在抵御日军的第一线，而把他自己的部队驻在后面，他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时期，为了加强实力，迎战日军，又从上海难民收容所动员一些失业工人补充部队，全队总人数已增至70多人。
5月中旬，传闻日军又将出动"扫荡"，正病假在家治疗的区队长邵言，立即抱病归队，准备迎战日军。这种勇于负责的爱国热情深为同志们所赞赏。
18日上午接到驻在长沟乡的四中队来人通知，二中队与四中队委托顾小汀在上海西郊购买的武器已经运抵二灶泓海边，中队副李芳就派邵言率徒手战士10多人前往接运。大家满怀
希望等待他们满载而归。
20日下午，徒手去接运武器的10多名战士突然回来报告说，所有新置的武器已被四中队缴去，邵言和从上海押运武器来的原区队长许嘉鹏已被"忠义救国军"李文元部抓去，情况不明。这真是一声晴天霹雳，顿时全队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李芳为人很机警敏感，对部队前途料定凶多吉少。他是湖南长沙人，对浦东人生地不熟，他要我画了一张浦东地区形势略图，同唐让、叶光和我等商议，当时我部西有新场的曰军，东、北、南三面都有于陶生部驻守，大家又不懂打游击，觉得四面楚歌，处境危急，如果把部队拉走，已无路可走，徒唤奈何。当夜，由于部队人心惶惶，岗哨一看到前面有三五个人影，就乱打起枪来，大家跟着盲目地放了一通枪，李芳也无法制止，乱了好一阵子，才平息下来，但慌乱的气氛仍笼罩着整个宿营地，大家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漫漫长夜。
第二天，才吃了第一顿饭，万祥方面南汇县保卫团总团部派来一名通讯员，传令要我部开往万祥。大家知道此去情况不妙，仍硬了头皮，垂头丧气地前去。走了半天，到达万祥指定的宿营地，大家才放下背包，又接到于陶生总团长的命令，去万祥小学操场集合，听总团长训话。李芳意识到这次去必将出事，叫大家徒手整队前去，到了操场上，只见于陶生部的特务中队已排成一行横排，要我们也排一横排站在他们后面。我们在忙乱中，还来不及喊"立正"、"稍息"整理队伍，特务中队一声哨号，他们突然转过身来，举枪对着我们，喝令缴枪。同时，他们的军官也一个对一个地举着短枪，对准我们几个干部，搜身缴枪，缴去了李芳
身上仅有的一支手枪。这时我们镇静下来。环顾四周，只见几挺机枪正枪口对着我们，好险呀，只要我们反抗一下，非造成惨剧不可。
紧接着，他们就押送我们到宿营地，拿走了我们所有武器，并叫我们收拾好各自的东西，又押送我们到于陶生驻地万祥东南的金家宅广场上，喝令我们战士排成一长长的横排，默默站着，要我们5个干部站在旁边。到这时，于陶生才由警卫人员簇拥着出来，站在场中，随即他拿出一张纸来，向我们晃了一晃，就开始训话了。他说："这张纸是连柏生控告你们的呈文，他告你们干了许多坏事。的确，你们胆大妄为，滥杀好人，所以今天我要处置你们，这是你们罪有应得……"。
于陶生讲罢，目光扫视全场，连声查问："马区队长在哪里?"他一看到唐华，立即叫人如狼似虎地把他捆绑起来，喝令"把他毙了!"于又转过身来，向我们几个干部走来，逐一盘问干什么的，轮到李芳时，李向于诉说自己是中央军校分校的学员，受过国家培养，云云，言外之意是希望得到于的宽恕，免予一死，于点头说："你要失去几天自由。"
我是经管二中队经费的，既然部队被缴械了，我表示也要把帐目款项等移交清楚，他们就把我带到他们的会计处，我把部队帐目和余下的款项移交完毕后，由特务中队的一名政训员押送我到他们设在万祥南街的副官处。路上，那位政训员问我："你们和新四军什么关系?"我说："这是上面的事情，我做具体事务的不了解。"他就不再问下去了。
到了副官处，他们把我押进一间只有一扇小窗的牢房，只见李芳、唐让、叶光、聂海东、唐华已经在里面。因有押送人员在旁边，不便谈话，大家只是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一会儿他们又把我们押出来，吃一顿有八样菜的好饭，我们6人心神不定，谁都吃不下。匆匆吃毕，又被关进牢房，门上上了铁锁。李芳这时才悄悄地对我们说："这顿好菜好饭不是好吃的，我们今天晚上可能要出危险呢!"大家只有唉声叹气而已。
我们问唐华："于陶生为什么要枪毙你?你怎么还没有死?"他告诉我们，他在抗建公学结业后，被分配在于陶生的"县政府"工作，以后开了小差来二中队，所以于陶生要枪毙他，幸亏茅铸九在旁向于陶生求情，才暂免一死，最糟糕的是他被捆绑搜身时，被搜去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是在周中队长牺牲前写的，准备交给周中队长的，中队长牺牲后一直珍藏在身边，谁料想今天被他们搜去了。大家听了都嗟叹着，并为他担心。 ．
那一夜，我们6人都提心吊胆，不能入睡。一夜过去了，倒也平安无事。第二天，好几个二中队战士买了罐头酱菜等来牢房的小窗口看望我们，流着眼泪对我们说，他们已被编入于陶生的特务中队了，是请假来街上，挤时间看我们的，李芳劝他们赶紧回去，以后也不要来了，来了对他们自己不利，对被关的人也是不利的，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来看我们了。
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周强、姚镜人等来看我们。周还对我和叶光说，前几天，早知道要出事了，只是没有办法通知我们撤出来，向我们表示歉意和慰问。
我们被关到第六天，叶光由其父叶秀山先生托人保了出去。他临走前，估计我也可能会保释出去，给了我几块银洋，作为我回上海去的路费，同志加难友的情谊是十分感人的。
我又被关了3天，也由当地人保了出去。据说是地方绅士朱玉堂等出于正义感和对英勇抗日的二中队的同情心，因而向于陶生联名具保，于陶生迫于舆论的指责，才释放我的。
我被保释出来后，在万祥镇上逗留丁三四天，从小学教师四团仓人王丽生及其他熟人处听到四中队向"忠义救国军"李文元部借兵。邵言(原名王忠信)、许嘉鹏被李文元部抓去杀害，二中队接枪人员的枪被四中队缴去等新闻，以及社会上对四中队的议论等等，才大略明了二中队被搞垮的梗概，又看到6月初上海报纸上登载的"南汇城东北有两支土匪部队火并，打死了两个区队长……"的通讯，对国民党污蔑二、四中队，更是感慨万分，对抗战前途也难免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就决心离开浦东回上海，路经大团镇时，不期而遇李芳、聂海东，他们说于陶生最后释放剩下的4人，因为他们两人是外地人，于陶生给了路费，叫他们离
开浦东。他们还分析他们4人所以被最后释放，特别是李、聂两人被勒令出境，是因为他们是军事干部，如果留在浦东，会对被于陶生缴械并人于部的二中队旧部产生影响，对于陶生不利，于的用心是一清二楚的。
在大团街上，又碰到了连柏生。他正在为四中队6月初与日军作战时死伤的几个人，向各界募捐，他邀请我到四中队去。我回上海去，也可路过那里，看望几位老同学，就应邀前往，住在长沟乡邱家宅北面一家独门独户的二区区公所里，还到四中队队部看望同学王才林和同事陈静，我对他们缴二中队邵言、许嘉鹏的枪，邵、许因而死于"忠义救国军"之手，是有意见的，尤其是对邵言之死极为痛心，并对上海报纸诬蔑我们为土匪，更为愤慨，就把我写给邵言的挽联"不死于敌，而丧于友，冤魂何处；既杀其身，复污其名，人道全无"给他们看。他们对此不加可否，却再三留我在四中队工作。陈静还颇有感情地劝我："我们原有奉贤县人民自卫团、二中队、四中队3支部队。现在只剩四中队了，你还是留在这里工作罢！"我因为对抗日部队"鹬蚌相争"极为反感，不愿像邵言、许嘉鹏那样在"相争"中无辜冤死，并对抗战前途极为悲观，因而坚决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我在二区区公所作客时，还遇到一件与二中队有关的纠纷。我们二中队曾在长沟乡应群众之请处决了"忠义救国军"四支队六大队徐承德部的一个坏蛋区队长，这时徐承德部回到浦东，他们迁怒于四中队，特派一支部队包围区公所，找区长兼四中队长连柏生算帐。连说明那事与四中队无关。那支部队的负责人蛮不讲理，一定要带连亲自去和徐承德面谈，连不得已，请在场的区公所助理朱继尧前往，朱被徐部留作人质，关了多天，最后只好用一麻袋枪弹把朱赎了回来。
我在二区区公所还遇到蔡辉，他是受顾小汀和许嘉鹏家属之托为许收尸而来。许为二、四中队发生矛盾而死于"忠义救国军"之手，情实可悯。四中队为存放收尸事是慷慨的，一切费用由四中队承担，这是合乎情理的。
我回到上海，遇到正在准备去江抗工作的蔡辉和吴建功。吴对二中队被搞垮的悲剧只是低头叹息，表示要离开浦东，换换环境，他们两人还同我到顾小汀家，在顾处又遇到马元麟和二中队通讯员许六根。马得知于陶生追查他时，深为他早日离开浦东，未遭毒手而庆幸，许六根则向我们详述那天被"忠义救国军"抓去的经过。他说5月19日早饭后他随邵言、许嘉鹏出外散步，正碰着"忠义救国军"李文元部，被他们抓到南汇城中李部所在地，翌日晨，邵、许两人被戴上手铐，押送出门，邵言知道此去必死无疑，出门前流着眼泪说："早知道这样被处死，不如那天与周中队长并肩作战而死。现在这样死，一点意义也没有……"。大家听了都唏嘘不已。顾小汀则以曾为二中队输送军事干部、代买军火而以二中队的施主自居，出言不逊，口吻傲慢。我对他极为不满。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顾家。
1940年以后，我参加四中队，又与连柏生、王才林等共事，但大家对二中队的悲剧都避而不谈。我对此事的经过，我只知道我亲自接触到的一面，对另一面的了解还是模糊的。全国解放后，在南京遇到了市专卖公司经理蔡鹤鸣，1939年他当过南汇县保卫团四中队的区队长。在闲谈中，提起当年二、四中队的矛盾时，他说他就是缴邵、许枪支的执行人。他回忆缴枪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9年5月18日，二中队邵言带10多名徒手战士来长沟乡，接运许嘉鹏从上海押运来二、四中队合买的武器。他们从海船上起出全部武器后，和许嘉鹏带来的10多人，两部分共20多人，同蔡鹤鸣区队合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邵、许等住在西厢房，蔡部住在东厢房，双方只隔一个天井，大家相安无事。邵多次到蔡处来闲谈，蔡也多次到邵处去玩，两人很谈得来。蔡觉得邵是一个豪爽热情的青年，是不错的；许嘉鹏则是一个粗壮的大汉，手拿一支匣枪，摇来晃去，很威武，又不大同别人搭讪，同蔡没有打过招呼，显得傲慢，不可亲近。当天晚上，邵、许二人去四中队部，与四中队磋商分配合买的武器。他们深夜回来，磋商情况蔡不得而知，也看不出有什么动静。第二天早上，四中队负责人王三川对他说，陈静认为邵、许等人强马壮，要吃掉四中队，并说：昨夜已派人去南汇城里"忠义救国军"李文元部，通过李部中队长张席珍(地下党员)，向李文元借兵，由张带队来缴邵、许的枪。约定事成以缴得的2挺轻机枪酬谢。现在张席珍已带队出发，在半路上了。王还说，陈静已雇了小网船停在附近，准备万一缴枪失败，就乘船逃往上海。蔡一听，说这样不行，邵、许等人与蔡部同住在一所房子里，李部来缴枪，会不分青红皂白一起缴械，这样做不妥，要缴邵、许的枪我们自己动手缴好了。王三川觉得蔡说的有理，就决定自己动手去缴，一面就派人去半路上阻止李部继续前进，一面就悄悄地率领自己的一个区队突人庭心对面邵、许所住的房子里。这时，邵、许和通讯员已出外散步去了，邵、许所属的人正在三三两两地闲谈。一声"不许动"，大家乖乖地让蔡部把所有靠在墙边的枪都缴了下来。至于邵、许和通讯员3人，听说他们正碰上李部，被李部抓走了。
李文元部也没有白跑，当天，四中队如约把缴到的2挺轻机枪送给李部，作为他们出动帮助的酬劳。
当晚四中队为庆祝缴枪成功，全队举行会餐，也请被缴枪的邵、许部的人一起大吃了一顿，到天明，邵、许的人除个别愿留下的以外，都放走了。
通过蔡鹤鸣的叙述，加上我对二中队被全部缴械的回忆，二中队被搞垮的全部事实，就可以搞清楚了。
有人说，当时邵、许企图率部并吞四中队云云，事实上，邵、许所属的人是邵言从二中队带去的10多名徒手战士和许嘉鹏从上海押运武器来的10多人，总共不满30人，又是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而四中队除蔡鹤鸣区队30多人以外，还有住在别处的中队部和张大鹏区队30多人，总人数在60人以上。以邵、许的20多人能吞并他们人数多一倍以上的四中队吗?
又有人说邵、许两人想独吞从上海买来的武器。这又怪了，既然他们想独吞，为什么他们不连夜带了武器回李家桥中队部，而仍逗留在长沟乡，19日早上还悠闲地出去散步呢?很显然，他们是因为前一天武器没有分成，而准备留下继续商谈，以求最后分好这些武器。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们继续留在四中队防地的谜又如何解释呢?
以上这些事情现在是"俱往矣"，求得事实的澄清，无非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供后人鉴戒，免蹈前人覆辙，这是我们这辈人无可推诿的责任。
鲍季良
1985年1月1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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